【社论】治理通胀终须放弃价格管制
导语:投资者报 社论 从长远看,我们认为适时放弃价格管制,是治理中国本轮通胀的必然选择。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完成价格改革10多年后,面对通胀持续走高,从能源、公用事业到食品、建材,一系列政府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相继出台。对此果断行动,投资者既充分理解,又颇为担心。从长远看,我们认为适时放弃价格管制,是治理中国本轮通胀的必然选择。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警告言犹在耳,国家发改委根据《价格法》有关规定,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似乎有利于抑制部分商品或服务价格猛涨,避免不合理涨价影响社会安定和投资安全,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结合本轮通胀成因,我们更要冷静分析价格管制的负面影响,认识到通过管制治理通胀的不可持续性。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等成本的大幅增加,已经令许多企业难堪重负。以1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为例,上半年因为价格管制,同比利润增幅可能缩水近一半,这是通过价格管制压榨上市公司利润,与亿万股市投资者争利。


从历史经验看,用价格管制治理通胀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管制不过是权宜之计,只会推迟被管制商品价格上涨的时间,而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旦管制松动,更严重的通胀就会如潮水般涌现。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瑟斯因此一再痛心疾首劝告各国政府,一定要找到价格管制以外更好的办法治理通胀。


我们还应当记得,1971年美国出现全面价格上涨时,尼克松政府为稳定民心而采取过全面价格管制。虽一度取得成效,但后来事态发展,使得管制难以为继,结果引发更严重通胀。束手无策的福特政府在最艰难时,甚至借助白宫牧师带领大家祷告:“愿我们不仅有办法对付通货膨胀,而且可以控制它。不仅可以控制它,还可以彻底驾驭它。”


可惜市场和经济自有其规律,很难靠管制或祷告解决难题。发端于1971年的美国通胀,直到1982年才告结束,最后被证明有效的办法则是紧缩经济。在那通胀的11年间,美国短期利率最高达20%,1980年经济零增长,失业率超过10%,一度陷入严重滞胀。这些惨重代价表明,不恰当价格管制,很可能徒劳无益。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重要信号。实施价格管制最大的坏处,就是人为扭曲供需关系的变化信号,从而滋生黑市或权力寻租,破坏市场经济良性循环。因此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多务求慎重,轻易不扩大干预时间和范围,避免造成更大损害。


从上半年中国不断扩大价格干预的效果看,局部涨价有所收敛,整体效果却不明显。今年前5个月中国CPI超过8%,出现了涨价预期强化与价格干预扩大的恶性循环。面对高企的通胀预期,以及利益受损的公众的压力,临时价格干预很容易转向长期价格管制。


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能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而重归政府管理一切的计划旧体制。着眼现实,应回到市场机制上逐步缓解通胀压力。这就需要切实转变政策思路,改善宏观调控的方法、力度和节奏,用一揽子政策,让市场回归市场,政府回归政府。


我们坚持认为,应全面审视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更注重货币、财政、税收、产业等政策的协调性。本轮通胀高企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国际原材料涨价,治理这种“输入型成本通胀”,或可以让人民币持续升值,以鼓励进口抑制出口,增加国内商品供应量,减轻价格上涨压力。


我们一再主张的财政补贴和减税等政策,也可以起到作用。央行可以继续综合运用加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平抑通胀,政府可以通过定向补贴,减轻困难群体和农业等弱势产业的压力,避免管制引发成本传递恶果。同时,我们特别看重适时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普通减税,既增强多数国民抵御通胀的能力,也减少财政性投资支出对通胀的拉动。


从根本上说,价格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杠杆,政府不恰当干预或管制,容易破坏其正常波动规律,导致市场机制失灵。这应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需要避免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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