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波/文 刚刚在日本结束的G8会议再一次表明，这个全球领袖参加的高峰会议仍在延续它一贯苍白空洞的风格。
三年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想在苏格兰的“鹰谷”展示他对非洲苦痛的同情以及他对流行歌手们呼吁的响应，但恐怖分子却利用他搭建的舞台，以在伦敦制造的大爆炸展示了他们滥杀无辜的强大能力——由于会议本身的沉闷，那是当时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两年前，初次举办G8的俄罗斯把能源安全设定为会议的主题，但事到临头，各大国却忙于在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事上讨价还价。一年前，在德国的海利根达姆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弹着全球经济形势良好、世界各地发展更为均衡的老调，一个月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它所引起的惊恐直到今天仍笼罩在欧美人的心头。有了这样的记录，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未对洞爷湖会议抱以很大的期望，虽然如此，此次会议展示的喧闹与无序仍然令人吃惊。
何不吃蛋糕？
南非总统姆贝基定然会为参加如此高规格的要人聚会感到荣幸，他所期待的也许是礼貌性的、无关痛痒的寒暄，但到了日本后他才大吃一惊，发现手中握着的不是一场欢宴的邀请函，而更像是道德法庭的传票——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哈珀指责他过于纵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他则辩解道，强大的外部压力会导致他的这个邻国陷入内乱，但对方根本不重视他的发言。英国首相布朗愁眉苦脸，国内媒体正以描绘他肥硕臃肿的身躯和秃鹫啄食他尸体的场景为乐——秃鹫代表那些等他下台之后争夺权力的官员——并拿他被安排在宴席最边上坐位的细节大做文章。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仍要在前总统普京的注视和看护下经历“成长”的烦恼，并忍受欧洲人对自己的种种揣度——这个42岁年轻人会不会是个比前任温和的“好沙皇”？
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还在为法国刚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便将《里斯本条约》否决一事闷闷不乐，并把火气撒在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身上。丑闻缠身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不但听说罗马爆发了反对他的游行，而且发现在白宫散发的一份传单里，他被描绘为“在一个以政府腐败、丑恶闻名的国家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领导人之一”——那是白宫从一份名人百科全书里抄过来的，这样的蠢事白宫似乎做过不少。
曾被当做撒切尔夫人翻版的默克尔，如今果然与继承里根衣钵的布什渐行渐近，但这位物理学家出身的刻板女性，似乎也染上了布什不严谨的毛病——她一面声言粮食危机的紧迫性，一面指责欧盟主席巴罗佐不该擅做主张地决定给予穷国十亿欧元的馈赠。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为赶来参会坐了17个小时的飞机，却只发表了6分钟的讲话。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小心翼翼地接待来自各国的贵客，却被抗议人士责问道，为什么本次会议的花费是海利根达姆会议的3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似乎乐意与各国领导人共同会谈，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与他们坐在一起共享晚宴。
所有人都对那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恭恭敬敬，但私下里又揣摩着麦凯恩或者奥巴马的最新动向，盘算着在半年多之后如何与这二人之一打交道。而布什则一边派遣国务卿赖斯前往东欧催办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事宜，一边以他特有的幽默风格称赞梅德韦杰夫是个“聪明的家伙”。只不过这次布什没有像初遇普京时那样，说自己直视普京的眼睛，感受到了他的灵魂。也许是因为他曾看到过《纽约客》记者雷姆尼克的提醒——那样说会让多数俄罗斯人觉得滑稽之极。
日本厨师为与会者奉献的八道佳肴，也引来一场公关危机：联合国官员已经指出，世界上发生了一场“饥饿海啸”，而这些领导人先是义正词严地呼吁本国民众要为忍饥挨饿的穷人着想，节省食物，然后又自己放开肚皮猛吃一通。一家英国媒体甚至将此事比作路易十六的王后安东瓦奈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言行。当年王后曾从凡尔赛宫的窗口望出去，看到没有面包吃的百姓，疑惑他们为何不吃蛋糕。
这样的类比未免有些过头，但乐施会官员的批评则更为有根有据：会议花费的5.65亿美元足以为遭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提供一亿条蚊帐，并为400万人支付一年的艾滋病治疗费。有什么必要用这笔钱来请各国领导人飞到北海道，花3天的时间来讨论一份已经大体上拟定好的最后公告，还要大举出动驱逐舰和特种部队，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呢？——何况除了一些空泛的承诺，那份公告基本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又见朗布依埃
世界各国领袖在洞爷湖表现出来的自私、自满与短视，与联合国、媒体与公民组织告诉我们的世界形势形成强烈反差。“绿色和平组织”已发出它惯常的凄婉呼吁，要求在100天里拯救地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美国次债危机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自 “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房价的下滑速度要快于“大萧条”时期；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表新文 《丰饶年代的饥馑》，在就全球饥饿发出警示的同时，顺带表达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可以推测，这个标题一定会激发世界各地反资本主义人士的争相转载——虽说通常会曲解他的本意。在是降息刺激经济还是加息抑制通胀这个基本问题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但似乎都有道理。混沌不定的经济形势令人联想起1973年，而正是那一年为今天G8的出现提供了布景。
那一年，美军刚从越南完全撤出，曾令长发青年拼死相抗的征兵制被废除，日渐遇到质疑的“水门丑闻”还未完全暴露，刚与中国实现和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对付苏联。但事实证明，美国以及西方遭遇的严峻挑战来自世界一个原本无足轻重的角落——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决定不依靠苏联，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与以色列的纠纷，那也是他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作为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报复，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于是13年前成立的组织“欧佩克”，第一次展示它骇人的威力。
到了1974年年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便在一篇社论里以悲伤的语调宣布，从1948年到1973年西方伟大的战后繁荣时期终于完结了——直到现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还哀叹说，美国普通大众的实际收入自那一年开始，就始终只有可疑的增长。与《经济学人》一向的风格相同，那篇社论显然是后见之明，不过该文描绘的大规模失业、各民主国家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的骇人图景，事后证明过于悲观。但显而易见，当今的境况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相似之处，绝不仅是油价上涨一点。
1973年在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所称的“光荣的三十年”也结束了。那一年当上总统的德斯坦，面对的是经济困境、支持率下滑的局面，同时密特朗和希拉克这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也在挑战他的权威。他于是年邀请美国、西德、日本、英国、意大利的政府首脑来到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城堡会面。这一形式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的G8。但贯穿始终的是这种会议的低效——当年在城堡里圆桌边坐下的6人，讨论的便是受石油危机损伤的世界经济，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而油价的高涨直到1986年都未退潮。这一会议在当年的无能为力，与它在今天的无能为力一脉相承。
从朗布依埃开始的大国峰会不断增添新成员，而现在主流媒体仍在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加入G8的前景。毕竟这个精英俱乐部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游离于它之外的力量则愈加强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扩容的提议得到了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支持，中国加入G8的好处取决于G8会谈本身的有效性，如果它一直是一种清谈、一种吸引全球注意力的方式，而不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那么中国的参与就没有意义。而且更大的组织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官僚作风和夸夸其谈：一个G16可能会比G8更空洞，要保持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却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奥尔的理想
本世纪开始以来，全球经济的良好状态曾令发展问题成为G8的重要主题，而目前美国的信贷危机和粮价上涨则转移了对减贫的注意力。八国在“鹰谷”承诺到2010年将全球援助提高500亿欧元，将对非洲的援助提高250亿欧元，而现在这个任务只完成了1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由于粮价的上升，1.05亿人可能跌回到贫困线以下。而此时，要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雄心勃勃的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履行期只剩下了一半时间。所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解散G8的呼吁也许有些过激，但并非毫无根据，G8及其他全球治理机构的工作继续停滞不前，只会增加反全球化分子的声威和信誉。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世界上的主宰性力量，我们有特殊的义务。除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外，我们必须发挥领头作用，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乔治·布什在说话吗？显然不是，是乔治·索罗斯。这使人感受到久违了的美国威尔逊式的世界主义理想，而在索罗斯说这番话时，世界上大多数人看问题的角度仍然囿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包括G8峰会上出现的各位领导人。而各国的民众似乎是摇摆不定的：非洲的苦难可以是真正的苦难，也可以是肥皂剧间歇带给人短暂沉重感的新闻故事。在经济转向低迷时，西方的政治家可能更愿意将预算开支撒向投票的选民，尤其是享受农业补贴的农民，而不是用于援助遥远异国饥馑的儿童。
然而，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已经跨越了民族的边界，在环绕全球的链条上快速传导。食物和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非洲的穷国带来饥饿，而且抬升中国农民购买化肥的成本，并挤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荷包。这些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应对，但我们的领袖们虽然会说共同的语言或者拥有高水平的翻译，却仍像那些修建 “巴别塔”的先民一样吵吵闹闹，毫无成果。今天各国的国内生活都已与外部世界不可分离地纠结在一起，如果人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相互依存的状况及其长期的影响，世界或许会滑向一场重大的危机。
但这个世界依然构建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如果国际舞台上的关键角色，即各个主要大国不愿行动或者无力行动，我们依然不能依靠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善而获得进步。或许出路应该是扩大G8等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方，像2000年创建的“联合国全球盟约”组织一样，将公司、联合国机构、劳工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一起，制定并推动普世的环境和社会准则。但这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公民社会，向世界各国的政府施加压力，包括勇敢地对那些一向藐视公民舆论的政府施压。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第一任总干事英国人约翰·奥尔博士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如今在物理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一个世界，各国是如此的相互依赖，使得各国不再可能拥有绝对的国家主权。不论其实现在有多么的困难，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辅以人人认同的国际法和执行法律的方式，将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面对这场苍白的G8会议，我们会对奥尔将近60年前的乐观感到无比震惊。但那不仅是乐观，那也是劫后余生者对机遇的珍惜。它在当年显得理所当然，在今天却似乎与这个泛滥着自私与褊狭的世界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