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数个千万人口级特大城市，间以中山、惠州、番禺等实力强劲的县（区），再加上虎门、开平、增城、厚街等各有特色的市镇，构成了珠三角令人瞩目的超大城市群。

长期以来，这是一个充满着新兴市场国家色彩的城市群：鳞次栉比的城中村是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栖身之地，各特大城市郊区县的成片厂房和与之毗邻的简陋住宅区是大批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所在，还有那春节前后人如潮涌的火车站，入夜时分灯火通明汇聚着天南海北特色吃食的食街……从孟买到广州，到墨西哥城，人们都能闻到类似的热闹嘈杂的气息。

这种带有强烈的自发和内生色彩的“孟买化”城市生长和经济发展，充满着民间原生的生机与活力，虽然缺乏规划，但创意十足，顺应着全球产业转移的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城中村起到了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功能，同乡介绍替代官方职介以零交易成本促进劳资关系的形成，血缘宗族纽带基础上的族群自我治理省却了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

正是这些生气勃勃的民间力量推动着珠三角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一路高歌猛进，披沓前行。如今，这一切正在改变。

在经历了粗犷生长的发展历程之后，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和经营者们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经济转型要“腾笼”，城市经营要土地，居住证覆盖范围要扩大，这一切都给了他们 “去孟买化”的动力：低端产业要转移，城中村要整治，低素质人口要清理，一切以“提升”之名。于是，媒体上开始充斥“腾笼换鸟”和“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说辞，其理由也颇为充分，面对着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以前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产业的移转和劳动力的聚散，本来就有着自身的规律，面对这样的时移势易，任何群体都没有权利去怨天尤人。让人不安的是这一过程中行政之手的借力打力，以及一些地方官员按捺不住的趁机摆脱低素质人口负累的欣喜之情，虽然迫于舆情压力，已有官员出面澄清“双转移”并非是要“赶人赶厂”。

1978到2008，三十年光阴，斗转星移，那些长期在低工资、低福利、劳动环境欠安全条件下挥洒了一轮又一轮青春的农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样一块曾经那么熟悉的被他们视作“第二故乡”的土地，开始变得日益陌生和疏离，耳边一遍遍响起的“腾笼换鸟”和“双转移”在一次次暗示——他们和其所从事的产业一样，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留下”还是“离去”，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将那些奉献经年而从未享受过社会安全网覆盖、去家离乡多年而又与当地社区共同生长的打工群体连根拔起，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态和当地的社会生态造成何样的戕害，似乎较少在为政者的考虑之中。

撇开转型正义和转轨成本之类高深玄远的义理不谈，这种过多人为力量的社会经济转变进程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令人生疑——腾笼是否就能换鸟，革旧是否就能迎新？

如今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们纷纷提出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打造金融服务中心等目标，一些县级市镇甚至也提出了打造东南亚休闲娱乐中心的口号，这些有多少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有多少是一厢情愿，尚未可知。

多年以前，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醒人们，那些老房子们更能支撑创意文化的生成，原因很简单，一个过新的城市租金成本太高，而从社会生态学角度而言，也不若新旧相间的城市更有人气感。

目前有一点趋势已露端倪，那就是新的各种“中心”尚在建设中，而原有的畅旺人气却因此前的社会生态的急剧转变而消散殆尽，对于城市经营者们来说，这恐非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