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跨越新世纪以来的短短八年，中国报业在政策环境变化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临着行业自身不得不因应的问题与困局，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独特的媒介景观。在媒体融合的大势下，报业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冲击和报纸夕阳论的阴霾下负重前行。报业会萎缩并走向最终的消亡吗？中国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在哪里？报业发展究竟路在何方？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了北京国际新闻中心。这位掌管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级别官员在视察过程中表示：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欢迎记者前来采访北京奥运会。
对于全世界的媒体而言，这是个利好消息。事实上，自2002年李长春出任政治局常委以来，他的每一次重要表态都成了传媒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报业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报业跨越新世纪业已八年。八年的起承转合，大浪淘沙，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导向仍是报业发展的红线和指挥棒。
政策变局
要理解中国报业，首先必须弄明白中国传媒业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2001年8月20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其第三条明确提出：
“改革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的喉舌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而02年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也指明：“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传媒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辉锋把这句话概括为“两为方针”。他认为：中国的传媒组织都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也就是说，既承担首要的宣传任务，又要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意起来；在我国，绝大多数报社是事业单位性质。
一个传统的报社的生存方式很简单：国家拨款，办发行、登广告，记者跑口跑线。然而自十六大中央首次承认“文化产业”并要求“积极发展”后，报刊面临的新挑战顷刻显现：国家要断奶，生存问题提上日程。此后，中央大规模整顿报刊行业，经营效益较差、级别较低的党报被大量停刊，刊号批准收紧，报业逐渐丧失政策保障。
03年，被称为“文化体制改革年”。
03年7月，中办、国办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确定35个试点单位。其中，《中国证券报》、《电脑报》被确定为企业转制试点。
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等原则下，继续深化改革。
这一连串的政策推行过程中，李长春的一段话或许至今仍值得回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遵循市场规则，通过商品交换，转换为群众的消费。也就是说，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
可以说，当前中国报业面临的头等大事依然是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报业的产业属性不仅逐渐凸显、得到认可，而且日益成为发展方向。
新媒体冲击
世纪之初，正当互联网高歌猛进的时候，关于报纸存亡的争论一度白热化。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教授菲利普·迈尔在《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一书甚至给出了消亡的具体时间：“到2044年，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
报纸最终会不会消失？张辉锋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好趋势”。美国是世界报业超级强国，近年来报纸发行量、广告收入等呈现下降的态势，连《纽约时报》也宣布裁员，报纸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报业萎缩的趋势；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报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虽然总体规模仍在扩大，但也出现了增速下降、增量减少的迹象。
在世界范围内，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读报率正在下降。此外，新媒介的互动性更强，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各项传播功能，还能提供多媒体的呈现方式，抢夺了大量青少年群体的注意力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觉得人们过虑了。广播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报纸会被取代；电视普及的时候，大家又为广播担心；而现在面对互联网的兴起，其实是个老问题。不同的传播形态都有各自的特性和优势，不会轻易被取代。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王胜忠则指出了互联网自身难以逾越的一个弱点：互联网的生存根基在于廉价的获取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报业集中了新闻行业最优秀的记者，这是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这或许是报业得以为继的一个好理由。然而面临对手《21世纪经济报道》由周报改为日报的竞争压力时，《经济观察报》社长兼总编辑刘坚的表态颇耐人寻味：如果没有网络，改日报是方向；但现在网络已经普及，我们不会改日报。于是人们发现，经济观察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使这份创办于新世纪初年、迅速走向成功的财经类主流报纸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面对新的办报环境，“网报互动”已经成为了多数报社的发展选项。但止于此显然还远远不够。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就曾表示：转变传播形态是报业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是报业发展面向信息技术进步和传播载体变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报业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2004年1月，《中国妇女报》推出首家手机报。目前，手机报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
2006年4月，《解放日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试验推出电子报纸。同年，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发起并组织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探讨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介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
……
整合媒体是传媒行业发展的趋势，报业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市场化方向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900余种报刊。按照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党委机关报，晚报、都市报和专业报三大类。总体而言，尽管报刊数量总量受控制，行业内部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又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压力。
在中国报界，“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一对儿高频词汇。郑褚，四川北川人，《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被公认为震后进入四川地震重灾区的第一个记者。彼时，他刚刚加入这份市场化媒体不久，而距离他毕业也仅仅三年。此前，他相继在《中国新闻周刊》和《国家历史》杂志任职，是所谓的“体制内”媒体。当被问及在“体制内”媒体与“体制外”媒体工作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是采访，“以前都是打电话联系好被专车接过去采，而现在常被拒采”。
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差别。而对于报社的老总和经营者来说，“体制外”可能意味着更强的市场搏击能力，抑或是更大的风险。
据经济观察报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管理人员介绍，《经济观察报》去年成功地将其经营性资产在美国纳斯达克整体打包上市，而今年就已感受到美国因次级贷危机而诱发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另一方面，进口新闻纸的价格持续上涨，使得报社不得不选择将零售报价提高50%，同时按期货价格一次性囤积半年的纸张：前者影响了发行量的增长，而后者则减少了可使用的流动资金。
报纸上市，经观不是第一家。早在本世纪初年，《成都商报》就在国内A股借壳上市成功，率先成为通过股市募集资金的平面媒体。
而对于“体制内”媒体而言，较强的政策性保障可能意味着报社无生存之忧，但也必须承受更多的采编、经营限制。
人们也许会想到，《北京青年报》在不放低其团委机关报身段儿的同时，成功地在香港H股上市，成为了主流媒体融资的典范。但这毕竟只是个案。对于“体制内”媒体而言，非共有资本特别是外资的进入，有着严格而明确的界限，没有特批，难以逾越。而更为刚性的宣传纪律和任务，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内容竞争力。
但从发展趋势而言，报业的产业属性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市场化将是中国所有报纸的终极道路，报业中非公有资本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
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这对中国报业行业而言，无疑令人激动、振奋人心。兴奋之余，摆在中国报人面前的问题依然值得深思：如何才能保持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报业的不可替代性，让中国报纸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