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和稳定更为重要了；同样，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它们更具争议性。”斯蒂格利茨在其新书《稳定与增长》的开篇中这样说道。

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发展中的中国，其稳定更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保障，而因此，任何有关中国经济可能遇冷的风吹草动，都更令人们心生警惕，虽然仅仅在一年前，人们还更多地为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热而争论不已。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增长，在大方向上人们并无争执，这是因为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马车向来清晰可见——国内外需求拉动和内外部投资驱动，所谓“中国奇迹”其实并未脱离经济学常规。引起争论的是内外需求的合适比例，以及需求拉动与投资驱动之间的协调。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视察天津时指出，“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显将再次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的主要争论在于如何定义内需，以及内需如何拉动。搞清这个问题，才能使扩大内需的政策成为李副总理所强调的“基本立足点”，而非仅成为当面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时一个现成而又临时的替代方案。以至于当每一次外贸形势有所改观时，再度被缓行或束之高阁——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高外贸依存度，也说明国际需求比内需“靠谱”，或者不那么需要“拉动”，另一方面确实也表明我们面对内需的乏力感，要么无法准确判断内需何在，要么缺乏有效刺激内需的手段，要么有手段但成效不彰，成本太高。

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块，一块来自于居民消费拉动，一块来自于投资驱动。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的疲弊，当时的中央政府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吁求“拉动内需”，但为了保住8%的增长率，采取了政府投资和“强迫”居民消费双管齐下的政策。

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大项目体现的，诸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均属此列。而居民消费则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取消”福利待遇来拉动的，其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住房改革。一个公房折价销售，令政府尝到了甜头，也似乎找到了拉动内需的有效途径。

接下来，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都照方抓药，借所谓“市场化”之名，实现拉动内需之实。然而，其后剧情的现实推演与剧本的设计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长无法应对这么多 “突如其来”的巨大支出，拉动内需渐成竭泽而渔之势，另一方面更由于面对零福利社会带来的远期支出恐惧，居民储蓄意欲高涨，令当期消费需求出现被主动抑制的现象，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这同时也是对“市场化”的一场污名化运动，令“市场化”在普通民众心中成为政府“甩包袱”的代名词，从而为近年来关于改革导向的所谓“左”“右”之争埋下了伏笔。

既然居民消费需求提振乏力，靠投资驱动创造需求进而劳动增长，便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着力点，诸如经营城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甚而“新农村”事业也被官学两界的一些人士视为拉动内需的有效途径，令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走形为建设“新村”。

考虑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需要，城市经营和基建有其内在合理性，也不失为拉动需求的一个途径，问题在于一个常年习见的困扰：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效率，以及这种过于刚性的需求导致的产能过剩。

靠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需求，除了效率和产能过剩之忧外，还令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难以得到纠正，因为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选择多为建设性投资，偏重、偏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如何令中国经济摆脱投资驱动型增长与产能过剩“治乱循环”，培育真正可倚恃的以居民消费为基础的内需，尤有再论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