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李翔 中国正在对《刑法》的修订进行审议，最终可能会列入这样的条款：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视情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些信息的收买和获取者也或将同刑。显然，个人信息被垂涎的程度和难以保护的现状，已引起社会极大的不安——我的信息真的是属于“我的”吗？

“真不知道这些公司的领导者在深夜怎能入眠”，数年前，当一些重要的互联网公司据称已将部分用户的个人资料提供给某些特定的索取者比如本国或外国的政府机构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愤怒地问。

但是显然，真正不能入眠的是那些个人信息的“被掌握者”——包括信息被泄露的公民，也包括为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而担心不已的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可能给个人带来灾难，比如《纽约时报》所责问的那种特殊情况；另一些情况下，个人信息的外泄会给个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政治和商业都想通过侵入个人空间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抵达个人的途径，随着信息网络的编织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便捷。

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再做过关于“老大哥”的噩梦？乔治·奥威尔创造出的这个形象后来成为黑色乌托邦的代表。在《1984》的世界中，每个人只是一个庞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所有彼此相连的节点最后都通往一个最大的主机，主机尽头的机构可以知晓关于个人的所有信息。这是个毫无个人信息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活动都像是在展览馆中进行；而作家约翰·巴特利在他关于Google和搜索的书《搜》中噩梦重提：“你知道吗？Google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你知道吗？还有更神奇的，只要有人问它，它就会告知人家我们的地址！”他还引用一封电子邮件说：“Google又开发了一项新的特色服务，你把某个人的电话号码输入搜索框，然后按下回车键，就可以看到他家的地图了。在转发这封邮件之前，我在Google上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检验过了。我的电话号码输进去之后，我点击了地图查询链接，然后它准确地给出了我住处的地图。这太恐怖了。”这位商业作家提到Google的数据被政府利用的可能性，或者政府对其搜索结果施加影响带来的后果。一位Google的高层说，只要有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出现，Google就完全可能被公众视作专制政府的爪牙。

商业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和对个人空间的侵入要温和得多，但也让人可以毫不掩饰的厌恶。推销电话和垃圾邮件是最近的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电话最早在美国得到普及时，商人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这是抵达潜在顾客的经济高效的方式，然后，针对目标客户家庭的电话推销增加了十倍——请注意，这些目标客户家庭的电话号码是如何被推销员得到的？然后是电子邮件，个人身份的新标识——美国巴拉库达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中说，2007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有近95％是垃圾邮件。这些垃圾邮件中的两大类是：推销商品和邮件诈骗。这些垃圾邮件中有一部分是随机发送，也就是说，发送者并不知道它要传递给谁；但另一部分则相当精确，发送者经过筛选，挑出他认为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地址。

人们只能悲哀地发现，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个人的身份也越来越多元，个人身份的标识可以是家庭住址、身份证和护照号码、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地址、信用卡号码……所有这些信息都被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带给我们很多无需言说的便利。但是，正如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说：“属于一个大网络可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理论上，网络越大，威力越大。但是，网络在规模上扩大的同时，网络成员必须忍受的糟糕事物也越来越多”。比如在购房时留下电话（加入网络），随后是无休止地推销装修用品、家具、游泳卡乃至询问是否要假发票的电话。

人们越来越想在这个网络中保护自己不被打扰。比照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说法，这些个人信息也成为人的延伸。对它们的侵犯和利用，都构成了对个人的侵犯和利用。格拉德威尔认为，人们最终会获得某种免疫力，比如现在人们对电话推销已经形成了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可以由技术手段来提供，对陌生电话进行过滤，或者装个电话答录机。其他各种都可依此类推。但是显然，最终的解决之道是，在非自愿和非必要的时刻，应该有某种制度来保证个人的信息不被泄露出去，无论这种泄露是出于政治需求，还是商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