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龙卫球/文 最近，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争，有一些硝烟弥漫的样子。我没有仔细看争论各方的文字，因为多年交往，卫方兄也好，何兵老弟也好，都是老朋友了，大抵知道他们的“前思后想”。老实说，如果真的是讲司法“职业化”、“民主化”，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因为这都不是坏东西。何况各方都是饱学法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不说也有理。

卫方教授多年关注司法体制，对于中国司法独立问题情有独钟，因此对于中国司法不独立耿耿于怀，是以提倡司法改革，主张双管齐下的解决思路，一个是外部的问题，可谓宪政国家路线，即如何建立起一个拥有政治民主、以宪政为基础的但隔离在政治之外的司法运行体系，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可谓司法职业化路线，即如何完成法官的职业化建制。所以，卫方教授的司法职业化关心的是，法官必须首先对他的法律职业负起责任：以司法为首要之己任，而且能够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活；反之，法官绝对不能以其他什么为首任，哪怕是民主化也不能成为取代司法职业化的借口。有了职业化这个里子，就不怕法官们 （或者说司法权）直不起腰——这种直，不是基于一种匹夫之勇，而是缘于一种职业化精神，其主心骨是服从法治也。卫方教授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坚决反对“司法民主化”，因为他担心在司法里面，这一“民主”化，会把司法职业本身化没了。

何兵教授出身北大，原是卫方教授的高徒，深知民主的好处，是以大为推崇“司法民主化”。为此，他主张，“从司法权属于政权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我们自然可以导出政治民主化包括司法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必须落实到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化，否则即成空中楼阁。拥护政治民主而反对司法民主，恰是叶公好龙”。在司法民主建设这一问题上，他还表现出对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陪审制情有独钟，以及对我国现实中的司法机构官僚化问题的颇有体会 （例如院长设置的官僚化，法官对于当事人态度的官僚化）。他也不惜批评主张司法专业性的人，是 “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是将司法的专业性无限拔高，从而为司法塑造神秘的外衣并进而造神——法官”。

要是搁在平时，我觉得，观棋不语真君子最好。因为这场争论如果从字面看，确实难以看出什么你对我错来。但在今天，我觉得有几句心里话还是想跟何兵老弟说说。任何学术争论都要看时节，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依我看，当此之时，我可是宁愿支持一下卫方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何兵老弟的讨论放错了时间。现在突然不知从哪里刮出来一阵风，斥责司法职业化诉求，走回头路，重新祭起“人民司法”大旗。在这个时候，卫方教授大声呼吁不要走回头路，实际是智勇者之为。我等法律业界人士，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此时，何兵老弟来吆喝“司法民主化”，岂不给人造成错觉，好像要为“人民司法”摇旗呐喊似的。实际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效果。提倡司法民主化，或许不是坏事，或许有不少道理，但似乎应选择时间。

人民主权喊出来只要一秒钟，但是民主路行起来却实在艰难。冠以“人民”者，未必真民主。人民司法，也未必民主司法。何谓“人民司法”？“人民司法”乃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法制”的体化于外之者也。“人民法制”是活跃于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后时期的一种法制，是我们学习前苏联的苏维埃经验，以人民的名义，把法制作为工具，从速建立的国家暴力机器之一部分，旨在配合革命或者说巩固革命成果。“人民法制”的根本任务，就是从速从快镇压反动派、实施土地改革等，建立和维持革命秩序。在苏维埃根据地或者边区政权时期，我们开始有了人民法制的雏形，建国后，通过加速建设，迅速建立了可谓典型的一种中国式“人民法制”，通过它迅速巩固了革命政权，三反六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法制”都大有功劳和苦劳。老实说，在革命时期或者革命后一段时期，为了革命成功，把法制当成刀把子，实行人民对反对派的“法律恐怖”，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嘛！无情斗争嘛！但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甚至到了讲“和谐社会”的时期，到了已经在宪法中庄严承诺要建设法治国家的时期，那就不宜再把法律当工具或者刀把子了。“人民法制”这样的革命式法制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十余年来，法学界精英提倡建设法治国家及 “法治的司法”（司法独立的核心内涵），其用意即在于要将“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根本转型。

“人民司法”好听，但是我们要的是与时俱进。这大概才是真问题。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