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邓金明/文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

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