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 中江德宁

六年前，她在日本电视屏幕上现身时，整个日本屏住了呼吸。50多岁了，她依然美丽，优雅从容，她转过身来，向众多媒体追逐的镜头高举双手致意。她的手腕上带着一副手铐。她在笑，骄傲的笑，女王式的笑。她叫重信房子，日本赤军原最高领袖。这位相信可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秩序世界的人，在潜伏多年后在大阪高规市被捕。

2006年2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下达了一项判决：判处日本赤军原最高领袖重信房子20年有期徒刑。这个判决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JRA（日本赤军）曾经是和IRA（爱尔兰共和军）齐名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活动的这类组织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等。

从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知道“SHIGENOBU”这个传奇般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群恐怖主义者。

与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相比，他们大都没有宗教色彩，有的只是纯真的政治信仰；成员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一群本该成为社会精英的人。　　

被父亲教育出来的领袖

重信房子1945年9月3 日出生在东京都，父亲重信末夫是日本战前有名的右翼暗杀团体“血盟团”的成员，参加过暗杀犬养毅首相的“5.15事件”。重信房子从小就长得讨人喜欢，“血盟团”的头目井上日昭非常喜欢她，常常抱着她玩。2000年6月6日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奥姆真理教“谍报省”的头目井上嘉浩就是这个井上日昭的孙子。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重信末夫开了一家小烟酒铺谋生。重信末夫基本上是一位政治煽动家，不太会做买卖，所以重信房子小时候是很贫困的。她家离朝鲜人住宅区很近，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重信末夫则不歧视朝鲜人，因此一次在被街头小痞子敲诈的时候，是朝鲜人挺身而出，仗义持言。从此，小小年纪的重信房子就成了大亚细亚主义者了。

重信房子很尊敬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也从小就培养她做一个革命家。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由于家境不宽裕，高中毕业以后，重信房子进入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但她同时考入有名的明治大学文学系二部，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重信房子20岁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一开始只是采用和平手段的抗议。但是他父亲对她说：“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并且教育她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圈子，成为国际主义者”，从此重信房子才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坚信“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并且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日本，去往当时反美斗争的最前线中东。罗德机场袭击事件以后，重信末夫还写过一首诗送给女儿，内有“大义不孝，大义灭亲，尽天命”等字。

重信房子是个天才的领导者，参加学生运动后，很快就成为了学生领袖。甚至，她在2000年被捕入狱后，还在被关押的警视厅女犯关押所里组织了“犯人联合会”和警察对着干。

重信房子和“赤军派”的思想受日本历史上“亚细亚主义”思潮影响很深。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一个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最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这种思想的狂热信奉者，在一个最适合其孵化的年代终于制造了惊人的影响力。

We are Japan Red Army!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动的年代。欧洲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国际共运的发展，原来大多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一代人的思想变得左倾激进。而美国在一个落后小国越南进行的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得“反美反帝”成为全世界青年人的口号。中国的红卫兵们则为全世界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行动准则：“造反有理”。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决定将你生在苹果树下》中这样概括当年的日本青年：“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

日本赤军就是这种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1970年在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中站在最前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最激进的武斗派中一部分人从1969年起就主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赤军”。但是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建立“国际根据地”。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田宫高麿为首的一批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一个毛主义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所以在谈到赤军时经常要注意，总共有三个“赤军”：“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1972年2月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没有参加浅间山庄肃反的漏网者后来也有不少出国参加了“日本赤军”。

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安田安之等人用捷克制Vz-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

直到今天，日本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当时为纪念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三颗星。因为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当年日本众多大学中，京都大学始终是反对日本政府，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而保留那个特殊的纪念符号，则是京大后辈们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那个西部讲堂后来被称为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特拉维夫袭击事件的领导者奥平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奥平和安田当场自杀，冈本被捕。当时日本人参加巴勒斯坦斗争是非常秘密的活动，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纹，奥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弹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冈本自杀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时高呼：“We are Red Star Army! We are Japan Red Army!”，从此，人们把他们称作JRA。冈本的高呼，被认为是“迟到了的日本赤军宣言书”。

“五月”与“OKUDAIRA”

这几位日本赤军成员，在西方世界，是恐怖分子，在阿拉伯世界，则是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中，据说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那位为阿拉伯人牺牲了的日本人奥平。

阿拉伯人也没有忘记被捕的冈本公三。巴以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第一名始终是“冈本公三”。直到1985年，冈本公三才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交换战俘而被以色列释放。但是冈本公三同时还是日本警察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人，所以在1997年黎巴嫩当局逮捕冈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成员时，仅有人口四百万的小国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师自愿免费为他们辩护。所以黎巴嫩政府只好将其余四名赤军成员驱逐出境，而同意冈本公三的政治避难。现在是一群阿拉伯和日本的青年志愿者在贝鲁特照顾着他的生活。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次对特拉维夫机场的袭击，使得阿拉伯世界对日本人的感觉变得很好。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因日本国民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友好而被撤下“敌对国名单”，据说赤军的这次行动有很大功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他们所憎恶的“日本资本主义”延命，这倒是那些勇士们始料未及的。

同样以给初生婴儿取名方式纪念这次恐怖袭击的，还有重信房子。重信房子在丈夫奥平刚士死后，继续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并与一位阿拉伯人结婚，诞有二女，为纪念献身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奥平，她为其中一个女儿起名“ShigeinobuMay”（重信五月），——袭击事件发生在五月。

重信房子被捕后，重信五月也开始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容貌、气质酷肖其母的重信五月是同志社大学的博士。不过，重信五月的名片上的汉字为重信命（“May”在日语中也可写作“命”），重信五月解释“命”这个字的意思时说道：“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战争。我为28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有趣的是，当年日本赤军在特拉维夫的袭击事件，居然为20年后成功拯救日本人质埋下伏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人间盾牌”战术，将西方国家侨民拘禁于重要战略据点周围以对抗多国联军可能的轰炸。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口碑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访问伊拉克后带走了西德人质，日本政府也想照此办理，但苦于和萨达姆·侯赛因接不上头，后来还是辗转通过重信房子从中斡旋，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伊拉克才带回被拘留的日本人质。

红色时代的终结

从1980年后期到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赤军成员纷纷被捕，组织处于毁灭状态。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崩溃使得阿拉伯人没有了后盾。在有关中东问题的交涉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指名要求阿拉伯国家“不要保护日本赤军”。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重信房子只好潜回日本直到2000年11月被捕，2001年4月，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赤军。

重信房子被捕时持有的是两本别人名义的护照，根据护照中的全部出入境纪录，从1997年12月到被捕为止的三年中，有8次出国，其中7次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地，在中国的滞留时间长达二十多个月。最初的出国是97年12月，去往上海。第二年8月回国，这是其中时间最长的海外滞留。中国以外，只有98年12月去往越南胡志明市一次，那次也是经由中国回国，但没有发现有从中国再转其他国家。日本警察一直怀疑日本赤军在中国有活动据点。

重信房子的被捕，据说就是从香港经北京市在北京被CIA人员认出，CIA通知日本警察当局。日本警察确定了重信房子的住处和支援掩护的人物名单，于是在11月将其一网打尽。

这次日本法庭对重信房子的审判主要是使用伪造护照和在“海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重信房子违反《护照法》勿须置疑，但对海牙事件有关的审判就不那么容易。最后法庭判决：“虽然共谋的详细内容，时期和场所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认定被告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协作组织和实施者进行了共谋”。

这是一个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的判决，一个宣告了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来实行恐怖以实现理想的方法失败的判决。

其实，重信房子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失败，那是在电视上看到浅间山庄事件的时候。1972年在日本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是一出革命者内部残酷斗争的日本浓缩版，14名联合赤军（含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女赤军）被自己的同志残酷地凌虐而死。一开始重信房子们还在为日本国内终于开始了“武装斗争”而欢欣鼓舞，而几小时以后越洋电话里的哭泣则把她们带入了绝望的深渊：“那不是斗争，那是肃反整风，不止一个，死了十几个人，惠美子也死了”。自己人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当时的重信和奥平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和他们中国同志一样，赤军的成员大部分是死在战友们的猜疑之手。日本这种革命组织内部的残杀，甚至在今天依然有发生。

浅间山庄事件对日本赤军的打击不亚于尼克松访华消息的打击。当时，阻止成田机场建设的居民与日本左翼青年联合起来与日本警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长期对峙，近两万五千反对者在机场附近挖掘地下壕道，修建简易碉堡。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世界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将与西方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当年的参加者今天回忆时，仍然无法忘记收音机中传来这一消息时的巨大震惊。而这一消息传来时，正是浅间山庄抵抗最激烈之时，日本警方充分利用这一消息，把一位叫吉野雅邦的赤军成员的母亲找来现场喊话：“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绝望的儿子遂向母亲开炮。

以浅间山庄事件分野，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自此进入低潮，当年最激进热烈的日本左翼青年不少在1972年一1975年间相继自杀。

对赤军以及全球左翼革命风潮最彻底的打击，也许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人为了梦想而放弃世俗生活的理想主义小集团，他们的支持者是普通日本人，当中国社会——他们奋斗的目标大白于日本社会，下层日本国民放弃了对赤军的支持，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外部的精神激励源泉。

36年以后，在狱中的重信房子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了，她终于知道了她们选择了的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在宣布解散赤军的同时，她还向所有受过他们伤害的人谢罪。她说：“谢罪并不是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收他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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