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以全球多边形式推进自由贸易的努力失败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向何处去？对于中国今年以来贸易顺差负增长的状况，应如何解读和应对？中美经济对话有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调控能源市场？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凯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艾肯森（DanielJ.Ikenson）。凯托研究所是华盛顿智囊机构，倡导自由贸易。
贸易便利化
经济观察报：在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破裂后，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惋惜。而你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也许多哈回合的破裂并非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的理由是什么？
艾肯森：我想贸易自由化是件好事，但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以多边贸易协议来实现它。我想多哈回合可能被各国政府利用了，只是作为一种继续谈判、继续保持高姿态并实现国内政治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用来切实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我想大多数国家都明白降低关税、削减壁垒等做法的好处，例如在过去十年里，印度采取了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关税降到很低的水平，但如果是通过谈判来达成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并给国家设定降低关税的义务，那实行起来就艰难多了。有些国家虽然认识到开放市场的好处，但政治家们也想拥有一种灵活性，在政治需要的时候后退。比如说印度的例子，我不认为他们会把较低的关税锁定下来，因为他们会担忧来自中国的竞争，这种竞争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逼迫他们重新提高关税。
在多哈回合开始之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单边的贸易自由化举措，例如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等等。而一旦多哈回合开始，各国就有点放慢速度了。它们更加在意当本国降低关税时，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这么做。它们变得更愿意把降低关税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因而贸易谈判就遇到了问题——在谈判中，有关“互惠”的整个概念并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因此我相信，就算没有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仍将继续前进，而各国也将开始寻找替代性的途径。只有日内瓦、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官僚们会对多哈回合的死亡感到哀伤。
经济观察报：各国可以找到哪些替代性的途径？
艾肯森：最好的替代性途径就是单边自由化，由各国来自行降低壁垒。因为贸易壁垒表面上看来是保护一国国民的，但其实它对本国国民造成的损害，比对别国大得多。贸易最大的好处来自进口方面，包括较低的物价、刺激生产率增长与业务改善的竞争。现在的生产多是跨国性的，在美国，2007年55％的进口是美国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所以进口关税提高了生产成本。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现在有很多研究试图确定，在一个普通的集装箱出口中，有多大的附加值是中国的。在由中国前往美国的集装箱货物中，一般有1/3到1/2的附加值是中国的，包括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而剩余的1/2-2/3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可见，由于现在全球生产链已跨越国界，维持贸易壁垒是毫无道理的，我想各国都明白这一点。有趣的是，现在存在着许多双边或地区性的贸易协议，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一种贸易偏移 （tradedi－verting）现象，会提升商务成本，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我觉得，不管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贸易自由化，都是一件好事情。
经济观察报：根据你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你觉得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贸易便利化？
艾肯森：我想先明确一下概念。贸易便利化（tradefacilitation）是指提升海关程序的效率，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改善货车运输服务、铁道服务和仓储业，取消官僚式的繁文缛节。贸易量与货物通关所需的时间有密切的相互关联，例如在美国的集装箱出口中，办完所有出关手续一般需要5天时间，而集装箱进口需要6天。如果我们能把这二者分别降低为4天和4天，美国的对外贸易量就会因此而增加310亿美元。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是很不错的，因为中国有许多大港口，近年来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贸易国，基础设施优良，但中国仍有不少的繁琐程序，大大拖长了货物进出中国海关的时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采用的数字是，进口时间每减少1天，进口量会增加1％，出口时间每减少1天，出口量也会增加1％。所以我们应该让交易商们更好地明白通关程序是什么样的，例如让中国海关以很透明的方式在其网站上公布所有的文件要求等等。
走向成熟的经济体
经济观察报：中国近年来的外贸顺差一直很大，但今年出现了出口增速减缓的趋势，你觉得这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会怎样？
艾肯森：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必须要由出口来驱动，中国正在快速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现在的趋势表明，中国将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想如果中国更加强调国内消费的话，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消费的确是有些落在了后面，这方面如能改善，将在政治上对诸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有利，因为西方可以增加向中国的出口。不过，中国出口增速放慢的一个原因是美元十分疲软，欧元也在开始贬值，全球经济增速在放慢，比如过去一年里美国经济是很萎靡的。但我认为，贸易将继续增长。多年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速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中国的经商环境已经很好了，如果这方面能更为改善，中国将吸引更多的投资，中国人将受雇于这一全球性的产业链之中，进出中国的双向外贸将更为健旺。
我们应该突破那种过分重视贸易顺差的思维方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出口好而进口不好，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你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但在过去25年里，经济平均年增速维持了3.2％左右，净工作岗位每年增加100多万个，失业率持续下降。而日本从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而过去十多年来日本经济是很疲软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对出口过分担忧，出口只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整体经济是在走向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好的。
经济观察报：近期有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风险可能是中国未来几年里最艰巨的宏观经济挑战，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的影响。这二者结合，是不是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不利的势态？
艾肯森：如果出口放缓，中国国内的供应就会增多，价格就会降低，外国需求的降低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现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多，我想这也有助于对抗通货膨胀。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已大幅升值，我想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方式，就是允许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货币价值，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出口倾向于减少，进口倾向于增多，消费也倾向于增多，这才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效果？会不会帮助美国避免衰退风险？
艾肯森：近年来美国的出口的确是很旺盛的，一些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如果美国出口表现没有这么好，美国说不定就已经陷入衰退了。但出口其实是我们生产却无法消费的产品，进口是我们不必生产就能消费的产品，所以在我看来，进出口之间的转换是货币价值变化带来的自然结果，而美国对华出口上升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有助于降低美国国会里反华、反贸易的情绪。在目前的美国国会里，有大约30份反贸易的立法草案，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以中国为目标。不过这些草案还没有一项通过，一是因为对中国的出口在增长，双边贸易逆差没有上升。二是因为国会看到贸易争端正在由WTO的机制来解决，而且有一些对美国有利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会的政治压力降低了。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美国出口增加将意味着中美双边贸易出现平衡吗？
艾肯森：我不觉得中美很快就能实现贸易平衡，这是因为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得多，人均财富也比中国高得多，因而消费更多，而很多的消费品是中国制造的。这样的状况很好，我不觉得双边的贸易平衡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来自中国的进口中只有1/3-1/2是中国附加的价值。而美国对东亚各国的逆差在过去15年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有很多转移到了中国而已，因为中国已成为许多产品最终的组装地，这些产品在海关登记为来自中国的进口，但这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经济观察报：但国会议员们仍在以中国为攻击目标。
艾肯森：是的。不过我想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以中国为攻击目标势必会伤害其他经济体，包括美国自己，因为国际经济是相互联系的。目前在政治竞选中仍然能听到一些人说，我们要对中国“来硬的”，但我想，不会有多少人真会这么去做，因为那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将会更大。
增加“胡萝卜”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谈到中美贸易争端正在更多通过WTO机制来解决，这似乎是个良好的趋势，你觉得呢？
艾肯森：是的，解决争端不是说就要直接诉诸制裁，或者将问题提交给WTO，而是需要双方的对话。有的问题无法通过对话解决，那么将提交WTO与国会通过单边的贸易法案相比，就是一种合理得多、有益得多的方式。如果中美有更多的争议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那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有更深的敌对情绪，而是意味着我们有一种更为体面、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美国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大部分要求都是针对欧盟、日本等更为发达的经济体的，这是成熟的大国解决双边分歧的方式，现在美国在WTO里针对中国的诉求增多，反映出中国也在迅速融入世界经济。
经济观察报：中美战略对话已经进行了几年，你对其效果如何评价？需要哪些方面的改进？
艾肯森：效果是很好的，因为是高层对话，而且探讨结构性问题。从政治角度讲也是很好的，近几年来国会一直在说：“让人民币升值这么高的幅度，否则我们就实施制裁。”而保尔森则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更平衡的贸易，制裁并不会实现它，我们需要结构性的变革。中国人应该消费更多，而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社会保障网，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储蓄而不是消费。如果我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告诉中国政府改善医疗、养老等制度，并让中国人更多使用信用卡，也许他们会消费更多。”所以保尔森的做法其实是使得国会不至于那么鲁莽，直接就举起锤子敲打中国。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但我觉得这个战略对话有个缺憾，那就是现在的议题似乎都是 “美国式”的，比如美国会抱怨中国补贴太多、倾销太多、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等等，我们很少听到中国对美国有什么要求。我想中国至少有一个要求可以向美国提出来，那就是在倾销案件中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不给予中国这个地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而且这对美国不会有一点损失。也许美国应该拿出更多的“胡萝卜”，而不要全是“大棒”，以促进关系的改善。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个有关能源的问题，你研究过中国的能源市场，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艾肯森：中国政府目前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先入为主地断定了哪些行业将是成功的，并把能源按一定配额分给选定好的行业和地区。我们不能假定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就会最有效地利用能源。能源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必须将其配置给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人和企业，所以我认为政府尤其应该尽快退出能源市场，否则将会造成太多浪费。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政府的干预其实是压低了能源价格，如果政府停止干预，那么价格将上升，民众也许会感到不满。
艾肯森：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干预能源市场，补贴消费，代价会越来越高昂，而且这会造成对能源的非正常需求，消费者不以市场决定的价格购买能源，就会以一种浪费的方式来消费。政府停止干预，价格的确会上升，而人们将会减少消费，从而也减少浪费。表面上看，这是中国政府为人们提供的一种好处，但这是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好处为代价的。例如中国的一些行业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如果由市场来决定能源价格，它们就会更加繁荣，而一些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不依靠政府补贴的能源便无法维持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应该任由它们破产。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才会变成一个更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