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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研讨会对普世价值观作了讨论。会后我写了“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今天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普世价值之争表面上是个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司马南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7月16日、25日他两次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普世价值，带有一点拗口的学术色彩，但双方并非止于学术之争。也不是一般的名词概念之争，更不是情绪冲动徒逞口舌之辩。争论的核心问题关乎国家生死”，“您不是问我事件的意义吗？战场上狙击手的作用，或房子着火之后消防员的作用，可能就是意义吧。”既然关系国家存亡，又自认为是“狙击手”、“消防员”，可我邀请他来讨论，上次他说已有安排，这次又不作回应。更奇怪的是，他说：“中国人常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司马南先生见了我这个兵，连道理也说不清，怎么担当捍卫国家安危的重任呢？如果人多不方便，我愿意与司马南先生，在他认为的合适时间、合适地点对话，不知意下如何？
司马南说：“普世价值到底有没有呢？可以各抒己见，可以进行深入讨论，作为议题我也没有意见，当然不会反对。”这位先生的态度变幻莫测，就是这个普世价值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掀起了共和国的保卫战，而这里他又表现得格外的开明与大度。他确实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既然不反对，我们就来讨论。
这个问题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述，比如有没有共同的人性、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等。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人们的共识作为起点、从既定的论断作为前提进行推理，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第一、我们都承认要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哪什么是优秀文明成果呢？有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要继承没有问题。精神层面要不要继承，就有了分歧。一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这样一说，所有精神性文化，都不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其“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必须抛弃，可继承的也只能是一些“边角料”。那么，可以继承的“边角料”是什么？他没有回答，也回答不出。这些人都爱说空话、大话，究竟能继承什么，他们不说，也说不出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决定价值观念，这是指经济利益关系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讲过，人首先要解决吃喝穿住这些问题，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不是所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都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呢？人就是经济动物吗？人和动物的区别恰恰就在于，人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还有精神性的追求。当然，这种精神性的追求，里面有可能包含了物质利益动机，但是也有脱离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人不是野兽，不是动物。人的本性、本质是追求幸福。为了幸福，人追求物质，这是人获得幸福的基础。人还有情感追求，爱情、亲情、友情、信任、诚信、同情，等等。当然，这里面也可能包含了物质成份。我为什么爱你呀，因为你有钱啊。但是没有物质利益动机的爱有没有呢？不能说人的情感追求全都是物质利益的反映，或者说全都是阶级利益的要求。人还追求精神，有宗教精神、母爱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牺牲精神等等。
人的价值观都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没有超越阶级、时代的共同价值观，这是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史观。创造佛学的释迦莫尼是皇太子出身，佛学劝人们不要追求名闻利养，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孔子是所谓没落的封建贵族，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被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这又怎么解释呢？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外，其它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却投身于革命。阶级论能解释吗？这种唯成份论、唯阶级论，发展到文革，就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地富反坏狗崽子”、“亲不亲，阶级分”，何等的荒唐、荒谬！
人不只是追求物质利益，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追求超越生命局限的永恒，这种追求反映了人性的共同需要，就成为普世价值观。虽然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才有植物学。虽然没有两个相同的狗，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才有动物学。虽然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学，这是有待于创造的一门新学科。所谓没有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共同价值观，就是用特殊、个性、差异来否认共性、普遍、一般。阶级不同也好，时代不同也好，人的共同本性都是追求幸福。尽管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对幸福有不同理解，焦大与林妹妹对幸福的感受不一样，但焦大与林妹妹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要求、动机、目的，都要追求物质、情感、精神。这里就有共同的、普世的东西，比如幸福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至少饿肚子都不幸福。又比如人与人真诚的爱可带来幸福，这不能曲解为一定要焦大爱林妹妹。又比如，超越生命局限的永恒追求能带来幸福，基督徒追求天堂、佛教徒追求来世、儒家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如此。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都有共同的东西可继承，这就是优秀文化。否认这一点，人类还有什么可继承的文化，人类还有什么文化？用个别差异反对共同一般，就是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所以，我在上次发言中说，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观就是反人类、反文明、反道德。他只回应了一句，“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你写文章、作演讲、又答记者问，说了那么多，怎么就说不清理呢？既然连理都说不清，你说的又是什么呢？
第二，我们都承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的核心价值观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空地上长出来的吗？不是。核心价值观，一是继承历史的优秀文化，二是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实的国情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形成为核心价值观。那么，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先进还是落后，是野蛮还是文明？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那就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拥有多少普世的成份，或者说能不能对人类作出普世性的贡献。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伟大？中国有四大发明普及了全世界。为什么孔子伟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世界的道德金律。凡是与世隔绝，既不继承传统，也不学习国外，拒绝普世价值，而又对普世价值不能作出贡献的，那就是落后文化、野蛮文化。
我们要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和传统割断联系，和西方划清界限？就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这不是没有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批封资修，打倒四旧，结果是什么文化？无法无天、打砸抢的野蛮文化。据说亚马逊原始森林里还有吃人的部落，吃人是这个部落的核心价值观。一旦这个部落和世界联通以后，要不要改革吃人的习俗？也许会爆发一场普世价值之争。不吃人是世界文明的规则，是普世价值观，所以不能吃人。但反改革派认为，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凭什么不能吃人呢？我们吃的是坏人、没用的人、打败的人，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国际社会有什么理由干涉我们的主权、内政呢？你们不是也在杀人吗，说是抢毙坏人，这与我们把坏人吃掉不是一样吗？你们主张不吃人完全是伪善、假文明。这才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个理怎么评判？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谁先进，谁落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殊性、它的个性、它的文化，就像每个人都有爱好、习惯、追求。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教养，看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就是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不符合普世价值标准？
清华大学的两个毕业生裸奔，我是张扬个性啊，我是从哈佛大学学来的呀！西方人中确实有裸跑、裸泳、裸浴的，这符合不符合普世价值标准呢？野蛮人是裸体，后来有了羞耻感，才挡上了树叶，这就是文化。公众场合不能裸体，要穿衣服，这是普世价值观。西方人正在不断挑战这项普世价值标准，发展到成百上千人裸奔。清华大学的这两个毕业生，别的不学，为什么非要学这个呢？那你还上什么清华园，到动物园去好了！
普世价值观是人类长期追求文明的结果，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孔子的孝道仁爱精神，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奉行的，它反映了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对他人的仁爱之心，这就具有普世价值。西方对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追求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最早文艺复兴到后来启蒙运动提出，后来形成法律、宪法、公约，比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都是西方人长期的追求，最后成为国际公约，为大多数国家所签字、承认。罗斯福讲的言论、信仰自由，免于恐惧与匮乏的自由，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也就成为了普世价值观。潘维与司马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观有普世性，政治观没有普世性，难道这四大自由不是人人所要求的吗？难道，你们就不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需要恐惧与匮乏吗？司马南又出了一个妙论，他说：“那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人大尚未批准”，可是保障人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都写入了宪法。这还不算数吗，不就是普世价值吗？他还说了一个理由，“美国根本没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回事，不屑加入之。”这回又倒过来了。他过去说，不能照别有用心的美国去做，现在又以美国的“不屑加入”为据而反对。你还有没有准头啊？
现在还有人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的真民主，比资产阶级假民主不知好到那里去了！既然如此之好，为什么不到联合国去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呢？为什么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联合国公约呢？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承认这个价值观呢？我们实际上也放弃了专政理论，而讲民主、讲法治。可司马南就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左派们都是这样，也不看看你的主张在哪里实行，哪个国家接受，有没有普世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正因为如此，就应该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先进文化。这就要承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同时要有所创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所承认、追求，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那才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关起门来自己吹的，到世界上不敢说的，自己心里就发虚的，追问几句就答不上的，有理也说不清的，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如何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司马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继承的，并且他非常推崇传统文化，推崇到违反政治常识的地步。他说：“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太深，习惯于用‘专制’加以概括。认为中国历史是黑暗专制的，今天是集权专制的。可是在中国呆久了，你就会发现，人们习惯说的所谓封建专制，未必真实。所谓专制，不仅在今天不是事实，在历史上，也未必是事实。”中国不存在封建专制，对几千年中国历史作这样一个大判断，总该作一番论证，可司马南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就可以不顾事实、不讲逻辑、不作论证、不下定义地信口开河。所谓专制，就是不受公众制约和授权的公共权力，或者是由少数寡头垄断的公共权力。“朕即国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中国数千年来怎么不是专制呢？司马南却说：“皇上至尊，但权力有限，政府由士人组成，‘皇权’‘相权’是相互制约的，皇上行使权力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宰相。比方皇帝颁诏，首先由‘中书省’起草，然后由‘门下省’核实，皇上批准之后，交由‘尚书省’执行。”在司马南看来，“皇权”受“相权”的制约就不是专制，皇帝征得宰相的同意就算开明，与民众能否议政、参政无关。他所理解的专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找2个人以上商量就不是专制。这样来定义专制，我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专制了，与老婆一商量不就可以搞定一切了！这就是司马南的政治知识和价值判断，还需要什么民主呢，怪不得他对民主这么反感，那不就是添乱？我更要郑重地提醒一下司马南先生，你这个共和国的卫士看一下我国宪法序言：“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如果中国历史上不存在黑暗专制的封建帝制，像司马南描绘的一片光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历史的反动。是不是应该按司马南先生的意见修改宪法呢？这个一直标榜维护现体制的卫士连宪法都敢反对，他要捍卫的是什么体制呢？我看就是复辟他所赞美的封建帝制！
他赞成借鉴国外的经验，说：“我去日本考察过，日本社会有相多当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敬业精神，公德之心，文明礼貌，环保观念都值得我们敬重。我们应当很好的、虚心的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居学习。”看，他既赞成继承传统文化，又主张学习日本，那就不应该反对普世价值观。可是，他又说：“‘三维跨度’难以逾越。这第一，时间维度，古今之人价值统其难也？这第二，空间维度，东西南北价值重合岂非臆想？第三，文化维度，古希腊、地中海、印度恒河、尼格罗，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明，提取 ‘文化公因式’并非想象那般简单。”前面说“三维跨度”难以逾越，是否定存在普世价值观，后面又说并非想象那般简单，是肯定存在普世价值观，只是学起来不容易而已。而讲起传统文化来，又大加赞赏，根本不是继承，而是复辟。对日本也是推崇备之，什么“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不存在了！司马南的逻辑混乱是惊人的，我真的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当“科学卫士”的。遵守形式逻辑，保持推理自恰是科学思维的起码要求。可他在这么一个“关乎国家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他说：“我们应当很好的、虚心的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居学习。”这很好啊！日本就是善于学习的民族，既重视自己的东方文化，又借鉴、引进西方文明，不反对普世价值，所以能迅速崛起。司马南的逻辑是日本可以学习，美国不能学习。什么理由呢？美国老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来敲打我们，那是别有用心。司马南列数美国的种种罪恶，大多数也都是事实。美国确实奉行国家利益第一，它高唱自由、民主、人权确实有它的用心，但这与是否是普世价值无关。当年美国占领军是把自由、民主、人权强加给日本的，但日本并不因为美国是敌国而反对。自由、民主、人权是处理公共权力与国民的关系，是政府怎么对待自己的民众，这与美国赞成与反对没有关系。言论、信仰自由，免于恐惧与匮乏的自由，因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我们就应该反对吗？难道就应该管制言论、信仰，让民众恐惧与饥饿吗？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不引用，却专门找出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二战时罗斯福总统原话：‘美国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军火库’。听见了吧，民主是军火库，要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就成为了他反民主的一个论据。我劝这位“狙击手”、“消防员”好好看看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你却大讲反民主，你要狙击谁？灭谁的火？
第四、中国要不要民主？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反民主，他与潘维的观点一样，批判对民主的迷信、对选举的迷信，其中指出的西方民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推行民主的国家造成的种种混乱，强调法治的重要性，等等，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中国要不要民主与如何实行民主是两类问题，与司马南、潘维的分歧是前者，他们根本反对民主，认为民主是毒药。如果他们只是反对激进式民主，反对照搬西方民主，我是赞成的。中国也确实有激进改革派，一说民主，很简单就是“取消党禁、取消报禁”。中国搞了数千年的专制制，怎么可能一下子过渡到民主制呢？如何选择民主模式，尤其怎么过渡到民主制，是一个世纪大课题。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走双轨制渐进改革的道路。协商民主与竞选民主，以协商民主为主。协商民主可从法治化、建制化的网络民主起步。竞选民主可以先实行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差额选举。而当前最紧要、最迫切的是经济民主、财政公开，管好全国人民的钱袋子。吵民主，闹法治，各级财政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一笔糊涂帐。这样，已经延续六十年了，还不改革？所以怎么民主化，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但司马南却是大反民主，并且把主张民主的，都说成是美国的反华帮凶和内应。这确实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确实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问题。
司马南难得讲了这么一段很有逻辑的话：“应该怎样看待3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怎样看待现实的中国？中国未来到底走什么路？”确实我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得有一个判断。中国是什么样的过去呢？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代走过来的。什么叫专政？列宁的定义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斯大林的定义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当年中国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实行全面专政，包括剃什么头、穿什么衣服也实行管制。这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还专制！改革开放30年，初步实行了经济民主，民众获得了人身自由，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极权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没有来得及改革。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未尽遗愿。但司马南对是否是极权体制也否认。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讲，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请司马南说说，是邓小平判断得对，还是你正确？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制度要不要改？司马南又说，不用改，不能改，谁要改就是反政府、反体制、就是反华。这个司马南，连中国的基本政治知识都没有，又不好好读书看报，就在那里大胆胡说。我引一段十七报告中胡锦涛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司马南，你这是给谁扣帽子？好好惦量惦量！
他对现实的中国怎么看呢？他说：“中国毫无疑问发展速度很快，30年持续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这在过去是难以相象的，在世界上也是让一些人又敬又怕的奇迹。但是尽管有这样的速度奇迹，我们还是面临着大量的棘手的问题。今天我看报道说瓮安一下子抓起来好几十人，此前官府和黑社会势力勾结，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很多正当的利益诉求没有办法实现，这太过分了。”与别的左派不一样，他对30年的改革是肯定的，也指出了问题，这不是讲得很好啊？“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很多正当的利益诉求没有办法实现”。这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政治改革，保障人权、实行法治、推进民主啊！而他却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判断准确解决迅速，贪赃渎职的县官、捕头、衙役、黑老大一一过堂开审，老百姓心气一下子就顺了，事情就应该这样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事迅速解决，或可视为中国的进步？”这么看来，靠省委书记的英明就能解决一切？而南报就喜欢找制度原因，鼓吹改革。这一下他的立场就来了一个180度，说“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受气包”，大为政府叫屈。前面说“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后面又讲“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受气包”，司马南又语无论次了。许多人说，司马南是一个无聊文人，不要理他。如果这么说，又小看了司马南，他可一点不无聊，他不像大多数左派骂一通了事，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动机，有非常明确的攻击目标。
第五，司马南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与他在《论坛》开会时见过一面，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没有单位。后来看到他批普世价值，我不知此司马南，就是彼司马南。后来才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卫士”。从他的自我介绍中，知道他曾是一个报人，应该算是一个文人。看了他的文章、谈话，尽管也谈古论今、纵论中外，但感觉不像是一个文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有起码的品德，正视弊端、推动进步；应该有起码的素养，概念明确，逻辑自恰。而司马南却是一个典型的“马屁精”、“擦鞋郎”，他居然爱一切统治者，歌颂皇帝开明，毛泽东英明，邓小平伟大，现政府是受气包。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应当有凯恩斯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爱国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效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国民的职责和光荣之所在。一个人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敢于勇于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是美德与良知之所在。”请司马南搞清楚，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批评政府、监督权力、指出弊端、维护民众才是真正爱国，那是需要良知与勇气的，那才是真男人。谁当权，就给谁擦鞋，可不是美德，也没有良知，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
说司马南仅仅是个“擦鞋郎”，并不确切。他不光是讨权力的喜欢，而是借权力“杀人”，是一个政治杀手、政治投机分子。他对南报一些言论不满，提出批评，尤其是中国怎么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争论，这很正常。但他的动机不是，而是挑唆权力部门扼杀南报，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封杀改革舆论，达到反改革的目的。所以，他的用词很险恶。他把南报说成是反政府、反体制的，是煽动民众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的祸患，是配合美国反华、消解民族意识的帮凶，然后说：“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两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与宽容。”“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南报有人私下声言，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了。言外之意，他们已经成了气候。”真是司马南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干什么？谈起政治、历史、理念来，是颠三倒四，唯有要扼杀南报，用意十分明确。
他对南报的某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究竟怎么说是可以讨论的。一张报纸，不可能挑不出毛病，尤其是理念与主张更可以争呜。但作为媒体的主要职责是，反映民意、监督权力、批评现实、推动进步。当今中国有多少媒体扮演这种角色？写写应时文章，说说时髦空话，抢登花边新闻，迎合低级趣味，广告赚钱为本，民意敏感不碰。有点良知的、有点责任的，只能向现实低头，说违心话，干违心事。有问题不能报道，有民意不敢反映。凡涉及权力部门，或者有这样、那样关系，或者广告客户群体，都不能碰，剩下还能说什么？我见过很多媒体工作者几乎都是这种心态。中国也只有几张报纸，能反映一下民意，批评一下事弊，分析一下原因，表示一下见解。南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事。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它们应该把握什么分寸，掌握什么度，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但是南报的办报宗旨和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党中央坚持改革方向、坚持法治民主的精神。就拿司马南说的杨佳袭警杀人案为例，有责任感的媒体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新闻来报道，应该分析、解剖一下背后的原因，以免类似的不幸事件的发生。南报就是这么做的，而司马南却大做文章，说：“把一个刑事案件简单地归结为政府政策有问题，中国的制度有问题，是中国制度造就了杨佳极端案例。这种做法称得上是客观公正负责任吗？媒体借此机会煽动对政府的不满，这不是帮忙，这叫裹乱……”警方以扬佳自行车涉嫌而大打出手，认致性功能丧失：就赔偿向题发生争执，又以权力自傲而蔑视弱势，致使扬佳丧失理性而报复杀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不重视民众的感受，对民众的不满置之不理，而民众又没有申诉的渠道，中国的媒体又不许报道，结果就酿成恶性事件。媒体及时报道，使问题尽早曝光，是社会的安全阀，但按司马南之见，认为是裹乱，是煽动。他说，袭警事件多了，美国也有、其它国家都有，有什么好分析的。依他之见，袭就袭呗，这就是他的责任感、使命感、爱国心！
我相信司马南的用心是不会得逞的。中国毕竟在进步中，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监督权力、批评政府、反映民意，这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在当今中国的媒体中，能这样做的还是凤毛麟角。如若听了司马南的谗言，有关部门真的封杀南报，那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风波，为反华势力提供炮弹。无论结果如何，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政治投机为生涯的司马南只能落个声名浪藉的下场。
（此为笔者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主讲发言 ）
（文章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