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金雁/文 目前俄罗斯关心社会主义的人们都在提一个问题：同样是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克”为什么会在俄国失败？我们对“孟什维克”的概念基本上来自于苏联著作的译介，长期以来，这个名词就意味着对 “革命的投机和背叛”，是“少数”分裂革命政党的“机会主义者”派别。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俄罗斯近年来在这方面不但出版了多卷本的档案文献，也有大量新视角的研究著述问世，为我们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客观认识这个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中 “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派别”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孟什维克”的产生

1898年借助于犹太工人“崩得”组织的帮助，俄国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司徒卢威起草了《宣言》，代表大会选举了由3个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定为党报，但不久中央委员中的两人被捕、党报的印刷所被查抄。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26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因此得名。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俄语意为“多数派”。

1903年二大代表在讨论党章时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列宁受其兄长、著名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影响，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对民粹派的“帮会”组织模式情有独钟，坚持以“民意党”组织原则为基点，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密谋团体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强调效忠组织、高度集中、铁的纪律、限制争论、对背叛者的惩罚、以目的为最高宗旨的“道德虚无主义”。列宁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列宁称赞民意党是 “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组织”。

我们所有谈论苏联共产党的著述都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列宁确立起来的，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来自民粹派。1903年时，刚刚成立的民粹派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就曾积极赞同列宁采用民粹派的“集中主义”的标志性的特点，而到1905年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通过采用的却是第二国际通行的、也就是孟什维克组织模式。当然，这种建党模式当时受到了各方的质疑，如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托洛茨基等人。

实际上，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列宁为首的派别都处于少数的地位，只是在1903年社会民主党二大闭幕后的第27次会议上由于“崩得”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列宁派以24：20居微弱多数，但倾心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列宁乐于强调这次“多数”，而标榜清高与特立独行的马尔托夫等人当时也不认为“少数”是个贬义词。于是，就形成了这两个常常是名实不符的派别名称。

这次党内斗争不了了之，因为双方并无真正的政见之争，而党务上的争论在当时党员极少的情况下几乎成了个“学术问题”，地方基层组织对于代表会上出现分裂的情况知之甚少。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的状况。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实际上行不通，民意党的组织模式在当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确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列宁的党务主张也得到了操作。

当时这场党务争论并不涉及理论上的“左”与“右”，列宁在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化也是在后来斯托雷平时代才发生，此时他与孟什维克尚无别的分歧。而理论上极“左”的托洛茨基及卢森堡尽管后来在政治上多与列宁为同道，但在党务上他们都持孟什维克式的、也即第二国际各党通行的立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民意党’的历史继承者”的建党模式，由党章第一条引发的争议，扭转了马克思以来的现代政党模式，并产生了一系列后续变化。

在十月革命期间，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1903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党章第一条出现的分歧，明显产生出分裂当今世界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派别”，它产生的影响将是后人难以估量的。

苏联时期的教科书对孟什维克定性为：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十月革命后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一起公开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堕落为反革命政党”。1980年代苏联就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现在俄罗斯很少再有人沿用上述的说法，他们普遍认为，“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提法是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的定义。现在俄国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孟什维克”是属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分支”或者叫“温和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激进的、强硬的、雅各宾主义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个评价比中国学者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中把孟什维克定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更准确些。列宁的著作中也经常出现把孟什维克与雅各宾派对立的提法。

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作用

与领导人多在海外的布尔什维克相比，孟什维克在国内工会中的影响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事出偶然，没有任何政党策划过这次剧变，但在革命后出现所谓“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时，苏维埃初期也主要是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主导的。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维克由于不支持资本主义，又教条地认为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无意掌权，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而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先后辞职、俄国濒临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他们参政后就开始以左派立场与“资产阶级部长”斗争，并没有因为上述教条而甘愿做 “资产阶级的尾巴”。然而，对于这种民主政治中的政敌，他们只用合法手段。如果不是当晚就发生布尔什维克的武力夺权，“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但如果“资产阶级”要动武，孟什维克也主张坚决镇压。当8月间发生右派企图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孟什维克不仅推动临时政府进行镇压，还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动暴力而受到压制的布尔什维克重返政坛并组织民兵 （赤卫队）参与平叛——然而，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民兵后来反过来推翻了临时政府。

另一方面，本来在沙皇时期反战的许多孟什维克，在沙皇倒台后看到需要抵抗德军进攻以保卫新生的“民主俄罗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无法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赞成放弃战争，尤其反对在无停战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抵抗。这种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尽管不是所有孟什维克都持这一立场）使当时厌战之极的俄国军民失望。而那时以在野身份完全根据群众情绪提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则鼓吹无条件立即停战，因而人气迅速上升，尤其在军队这个当时最厌战的群体中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派别。而当时在并非普选的苏维埃中，军人投票权高于工人十多倍，因此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主导权遂被布尔什维克取代。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利用军队和民兵武力夺权，遭到孟什维克的抗议。但是当时苏维埃政府自称是 “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俄国的工农临时政府”，并许诺尽快进行立宪会议普选，因此孟什维克也没有太强烈的抵制。相反，他们积极地投入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工作，成为当时俄国最遵守民主规则的政治派别。

由于这时他们的报纸被查封，声音被封杀，也由于在当时的乱局中人们对他们那种循规蹈矩的主张缺乏信心，当然还有掌权者对选举的影响，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仅仅得到2.3%的议席，在四大竞选团（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中是最少的。这与二月革命之初他们的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孟什维克坦然宣布接受这一结果。而布尔什维克却因为得票少于社会革命党推翻了他们自己组织的选举，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失败的孟什维克却首先起来捍卫这一民主选举结果。他们组织工人于当天发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议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有21名工人被枪杀，造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

孟什维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彻底决裂，并受到后者严厉镇压而转入地下。但是立宪会议被驱散终于导致社会危机的大爆发。不仅布尔什维克与所谓“民主反革命”之间矛盾激化，而且布尔什维克废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乘机而起，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面对如此局面，孟什维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时他们不分国内国外、“国际主义者”还是“护国主义者”，都一致抗议废除民主，也都是“专政”的反对派。但在后来的内战中，由于他们同样反对与苏俄为敌的资产阶级及旧俄势力（所谓白卫势力），因而显得左右为难。

于是在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上，孟什维克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俄国国内以马尔托夫和唐恩为代表的主流派等人虽然谴责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但认为反对资产阶级与旧俄势力更重要，因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改变了激烈谴责的立场，采取了宁可支持苏俄的态度。他们仍然按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专政”看成内战中的非常状态，期待在战后能够恢复民主。于是他们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者立场的同时，以盟友身份支持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号召国内支持者保卫苏俄，在国际上也尽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呼吁国际社会民主党暂停讨论 “民主还是专政”的问题。

当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并宣布脱离苏俄，成为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孟什维克掌权的惟一地区。尽管沙俄解体后的“独立风”流行一时，格鲁吉亚并非特例，当时所谓“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承认这种权利，沙俄时期列宁还鼓励这种做法，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异己势力也承认格鲁吉亚独立，但为了取悦于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还是严厉谴责了格鲁吉亚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开除他们。

这时，孟什维克不仅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是必经阶段”，“客观上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且作为未来制度的设想，他们也已经不再为立宪会议呼吁，而仅限于呼吁扩大“苏维埃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约束列宁们。但是，列宁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宽容他们，内战一结束，就对他们发动了严厉镇压。仍在国内希望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列宁接过去之后，他本人却因企图表现得比领袖更聪明而不能被见容，孟什维克也因唐恩的意见被采纳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后的灭顶之灾。而孟什维克的命运也确实给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战时的“专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复后就应当取消专政恢复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指望“专政者”的好心和自觉吗？

只有以饶尔丹尼亚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通过民主选举在当地的多党制议会取得多数，上台后领导格鲁吉亚脱离俄国独立，并组建军队抵抗苏俄进攻。他们在格鲁吉亚执政两年，进行了颇值得研究的、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制、工业国有化、发展自治工会农会等），但这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格鲁吉亚，最后也在1920年被苏俄大军攻灭。

1921年底，列宁下令取缔孟什维克，几百名重要人物被捕入狱。经过绝食斗争，1922年初，十名主要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在西方它成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思想政治派别，主要作用在于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先后在柏林、巴黎、美国出版 《社会主义通报》，一直到1965年。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