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作者在08年人口政策论坛上的讲话）
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人，所以我先把一些基本的数据和问题呈现给大家。我的发言主要围绕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数据，二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三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悲观论，四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演化论。
大家先看一看以下一些历史事实引自费正清的一本书。人和自然关系的历史传承和演化到底怎么样？来看看中国和印度。主要靠农耕，采取密集劳动进行生产，依靠人力而非畜力，水稻产量较高，可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历史上亚洲人口增长比欧洲快、数量大。欧洲正好相反，由于是游牧民族，其主要种植小麦，小麦产量低于水稻，因此历史上人口发展较慢。虽然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人口增长加快，但随着工业革命进一步的发展，人的观念、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喜欢生孩子。
根据我国2008年统计摘要来看，目前我国总人口是13.2亿，人口自然增长率5.17%，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51.5%，女性占总人口的48.5%。
从各个年龄段人口比重看，65岁以上的占8.1%，14岁以下的占19.4%，少儿抚养比是26.76%，老年抚养比11.17%，劳动人口供养的总人口比为37.8%多。从受教育的比重看，从1982年到2007年，除了小学毕业的人口所占比减少，由1982年35%减少到2007年的30%，接受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都是增加的。统计年鉴没有谈及受小学以下教育的人口比，我增加了这一项。1982年，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包括文盲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达40%，而2007年为14%。婴儿死亡率也呈下降趋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人口预期寿命为71岁。
下面谈谈人口政策的主要问题。当前我们的国策叫计划生育，即1981年提出的“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生委官员王国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根据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到2010年应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控制在15亿，总的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现在人口政策的主流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但控制人口实际上就是控制每个人的生活，这是很要命的。
从总体的趋势看，从1949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到2030年左右会出现负增长。
从1950年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率看，201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变为负增长，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它意味着劳动人口赡养老人和未成年人的负担倾向于增加。
2005年到202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趋势是，按照递减的劳动参与率预测，大约2013年开始劳动力供给趋势基本上持平，然后会慢慢降低。
浏览一下网站，可以发现现在人口政策的主流观点就是控制，认为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实际上会导致很多问题。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即计生委是否在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运作？我这儿没有计生部门工作人员的总数量。我们曾经对七个省做过调查，一些县的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是非常多，因为这是国策。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县、乡镇、村的卫生院的资金投入非常没有保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还有一些数据来自相关报道。2005年大连市西岗区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为503万，人均16元，创历史新高。安徽省临泉县建立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保障制度，规定2005年县财政投入人均不低于4元，乡镇一级人均要达到6元以上且要逐年增长，同时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贫困乡镇实际上在用社会抚养费支撑乡镇政府运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证计划生育投入。相比而言，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要少的多，中国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而且历年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到2004年14年间，我国的卫生经费的弹性系数只有0.96%。即GDP增长率是1%的话，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就是0.0096%，这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社会抚养费还有一个问题，它是预算外的收入，今天上午李炜光教授谈到过，预算内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没受到立法部门的控制，更不用说预算外收入了，社会抚养费通过罚款收取，这造成了恶意罚款。
社会抚养费的透明度也非常低。对于穷人，社会抚养费让人倾家荡产、家败人亡；对于富人来说，支付社会抚养费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富人自己养得起孩子，不存在让社会抚养的问题，所以社会抚养费正当性值得深思。
再看看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目前所做的人口普查，是通过对人口1%的抽样调查进行的，调查出来的数据，计生部门认为调高了，这里涉及到一些潜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怀疑计生部门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愿意进行改革，不愿意放松人口政策。如上海近些年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但计生干部认为不能公布，人口政策也不能松动，因为一但政策松动，其他地方都会仿效，都会允许多生孩子。
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报告，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社会老龄化比例达到17.17%。一对夫妇不仅要养育双方的父母，可能还要养爷爷、奶奶、姥姥、外祖父，合计8个，再养一到两个孩子，如果这些人全要负担的话，可能就是非常大的负担。而国外的做法是，如果老龄人口多的话，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就要延长，如德国人工作年龄已经从2006年11月前的65岁提升到67岁。实际上中国也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比如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工作，大家也可以这样，成为家庭办公即teleworking一族。大家的工作方式可以改变，比如老人可以打短工，不需要工作8小时，可以是工作1、2个小时，像毛寿龙教授这样的，退休以后完全可以做一些咨询工作。
如果照现在的人口政策安排，中国要变成超级福利国家，但国家财力又不够，因为劳动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小。我的一个印度朋友曾经说到，印度和中国相比有个优势，印度的年轻人多，占总人口比例高，这是一笔财富，而中国人口红利的时代马上就要过去了。
我曾经在武汉市克昌湾村看到他们的一些标语，写到“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优生优育少生快富，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那里的妇联主任兼管计生工作，职责是协助镇政府建立计生档案，跟踪、排查、动员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拥有二个孩子的妇女或者男人结扎。
目前，各个村庄都有计生委员会，并设会长、理事、常务理事。除计生委员会以外，还存在计划生育网络、计划生育学校等组织。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得到有力的执行，人口素质也提高了。近来有人提出来中国不存在人口的逆淘汰。比如2007年翟振武写文章说明我国的人口素质确实提高了，不存在人口的逆淘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存在隐性逆淘汰。比如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生两胎，也可能是三胎，我也愿意把钱投到子女的教育上，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素质的结构应该是倾向于提升的的。这个问题要从个体层面看，而不要笼统看。观察各个社会阶层的各个个体感受到底怎样？他有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卫生、培养等方面？贫困村庄许多人生了两胎、三胎，这是不是存在逆淘汰？我的结论是，如果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角度看问题，从个人的层面看问题的，肯定存在人口逆淘汰。有的问题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人口结构问题就是，事实上存在逆淘汰，这里不存在对某种人口、某类人口歧视的问题。我也是农村大集体工厂工人家庭出身，家里有农田，并不是说农民的孩子素质就差，但是受教育的环境不一样，投入也不一样。
从文盲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看，我国的文盲率在下降，2000年是6.72%，同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同年的数据是7.58年。
郭志刚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意思是计生委在捣鬼。计生委有着往上虚报总和生育率之嫌。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这不仅是测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又可以预示未来人口的总体变动趋势。从全世界看的话，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从6.2下降到2.9，发达国家从2.8下降到1.6。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一对夫妇从生6.2个孩子下降到2.9个，发达国家从2.8个下降到1.6个。
总和生育率，这里简称生育率，它有个临界值，非常重要，这个数值是2.1，即一对夫妇生2.1个孩子。一般来说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临界更替水平，这个临界值就叫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等于这个临界值的话，上下两代人数相等，如果高的话，下一代人数要更多，如果低于2.1，总人口则在萎缩。如果低于1.5就是很低生育率，如果低于1.3是极低生育率。
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召开了专家会议，研讨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下降，到1990年生育率是2.3，就很接近于临界值2.1，转折点是在1992年，1.6左右，低于2.1。我国十几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生育率处于1.5以下，也就是说很低的生育率，而且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也就是说极低生育率。2000年我国的生育率是1.22，统计部门调整为1.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生育率是1.33，计生委给调成1.74。可以反过来看来认清计生委的往上虚报问题。2000年的数据1.22，2005年是1.33，如果说很高的话，则会反映到第二次调查上面，后来的非计生系统调查没有对以往生育率结果做大幅度的修正性调高，说明原来非计生系统的调查是对的，计生委的调整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虚高。为什么要虚高？根据尼斯卡能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官僚倾向于最大化自己所掌握的预算，无论对于形象、所能指挥调动的公务员数量、职务消费、提高自己工资等等都是有用的。2004年以来计生委提供的人口战略研究假定生育率是1.8，没有考虑更低生育率的可能性。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如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支出压力的考虑、本身就没有生育能力等。实际上有很多限制生育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有自然因素，如原发性的不孕率为17%，原来所谓的养儿防老现在在很多地方也不需要了。很多人通过B超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是女儿就进行人工流产，我认识我们老家那边有人生了女婴就将她淹死，这种情况也很多。为执行计划生育对孕妇强行流产也使许多妇女失去生命。
全世界的婴儿死亡人数很高，几年前还高于一年一千万。
中国的经济增长，即所谓中国的“经济奇迹”，就和人口红利有关。我国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而且抚养比相对较低，抚养的负担轻、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时期叫人口红利期，这种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潜在的贡献，这种贡献叫人口红利。
王德文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2010年以后将从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2010年是个拐点，过了拐点抚养比开始升高，负担变重，就业比开始下降了,人口红利期要结束，负担期要开始。我们现在不要盲目乐观，中国人口政策可能会继续，国策还是国策。我去过伦敦做过调查，问及英国人怎们看待中国的人口政策？他们谈到，中国人口数量这么大，你们不能多生育，你们的人口政策很好，独生子女政策好。他们是怕中国人口多了，会与发达国家争夺资源。但将人口视为负担的预设是错误的，以此为由控制人口的结果才是将人口变成了负担，因为劳动人口比例在减少。今天的论坛的英文名称就是“是人口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我们的结论为这是政策问题，人口本身不是问题，不是负担，而是资源，但你也可以把它变成问题和负担，这与政策有关，政府把人口变成了负担。
关于老龄化加速和影响，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如果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到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速率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除非把老龄人也利用起来，否则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计生委和政府将人口结构搞得很糟的话，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老龄人也需要用起来，发挥余热。比如利用上述灵活的工作时间。
关于性别比的问题。自然的总人口性别比为，男性占51.5%。我国在1964年的时候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06.6：100，2005年为118.6：100。2003年抽样调查119：100，个别省份超过了130：100，即新出生130个男孩对100个女孩，这30个男孩以后怎么办，是不是要改变一对一的婚姻制度，还是要进口新娘？
2005年的抽查结果是，我国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118.6：100，预计到2020年，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婚姻挤压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将会出现。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长，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他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有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积极抑制包括饥饿、战争、贫困，其实计划生育和战争是一样的。《孟子》里边有一段话，问用梃杖还是用刀杀人有什么差别，国王回答说没有差别，再问用梃杖和政策杀人有什么差别，他说没差别。拿到计划生育政策来说，计划生育政策“杀人”和官员拿着刀和木杖直接“杀人”是一样的。马尔萨斯的整个理念基于报酬递减率，即人口不断增加时，土地报酬呈递减趋势。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悲观论。看他的这一段话，他不承认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他认为，如果父母收入少，父母不能养育子女，大自然会让你滚开。我国的差别是，在大自然下命令让你滚开之前，基层官员就让你滚开，不让你出生。一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是政府官员人为的结果。
马尔萨斯的预言一直没有出现，事实是英国人口增长了，但结婚年龄降低了，人均工资提高了，和马尔萨斯原来的预言完全相反。
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石油、粮食、自然环境资源供给有限，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此他们提出“零增长”方案。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其他危机论的出现，反响特别大，就像中国的四大悲剧，包括红楼梦小说，反响也大，属于不对称的反响。因为所宣扬的事件威胁越大，，反响也大，总体上是不对称的，有一种放大效应。
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写过《谁来养活中国》。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谈到，中国以前主要是大豆的原产地，而现在中国每年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3400万吨，成了第二位进口大国。到2030年，如果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一样的话，中国钢铁的消费量将是美国的三倍，煤炭的消费量更多，纸张产量是世界产量的两倍，如果四个人三辆车，能源消费达到每天消费九千万桶原油，而目前全球每天的原油产量是8400万。但这些都是在现有资源条件、技术条件下得出来的结论，这就是静态的悲观论。
增长极限论者预设人口是负担，但他们不知道人口也是资源，是人力资本，资源瓶颈永远存在。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问题，稀缺永远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稀缺瓶颈的过程。实际上技术是不断变化和推进的，尤其是经济体越自由，技术创新就越多。即使存在所谓“增长的极限”，该“增长的极限”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往后推移，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不断往外拓展，也就是永远达不到“增长的极限”。只要你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宪政的自由，技术进步可在一个良好的规则框架下推进，即使有“增长的极限”，这个“极限”也永远看不见，因为它先一步往外拓展了。演化论和刚才讲的理念是相同的，经济在演化，社会在演化，国家之间有制度竞争和体制竞争，所谓的“模仿”就是生物学里边演化理论中“遗传”的概念，演化论中所谓的“适应”来自生物学中的“适应”概念，演化论中的“创新”在生物学中叫“变异”。当资源缺乏时我们提出很多适应措施，这就是生物学里的适应。当创造了新的能源，就相当于“变异”，演化论中叫“创新”。人口是资源，人具有适应性，人具有创造性。
另外，布朗也提出来，在既定技术和结构下的适应，比如调整发展模式，如应对现在的气温变化也是一样的，要提高能源利用率、重视农业、重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技术也非常重要。人口有自选择机制，所谓“优胜劣汰”，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势态尽管存在，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我们还是要从人本的角度进行纠偏，比如尽量保证病人得到医疗，他自己没钱，社会可能需要提供帮助。其他的适应性对策包括提高教育水平、普及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改善卫生条件，但最重要就是放弃现有的人口政策，至少要放松到二胎政策，一时放弃不了可以分阶段逐步放松。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