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已经找到全新的、建设性的方式来讨论中美经济关系之间许多重要的、具有争议的议题，其中包括增长不平衡、能源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贸易和投资（包括产品安全），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地位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的观点是错误的，美国更应关注中国的核心改革实施与否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家庭消费比重低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说，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以人均GDP计算，中国仅排在百位以后，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收入增长虽然广泛，但也非常不平衡。其中一个指标就是中国各省级高校入学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入学费用是中国父母需要承担的。

在改革初期，省级之间的这种差异非常小，到了2003年，富裕省份的入学率达到100%，而贫困省份却低于40%。

由于中国认为财富增长最终会惠及到每一个人，所以保持持续的增长是中国领导者的头等大事。但当中国经济成长变得越来越复杂，它的海外出口市场开始出现饱和、出现人口老龄化，以及国内出现对清洁环境的需求，使得保持增长和降低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中国经济不平衡性的一个显著指标是，巨大的经常性项目顺差，去年该项数据已达到中国GDP的11%以上。这反映出中国的消费相对于产出来说非常低，且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2007年，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5%，而在30年之前，也就是改革之初，该项数据为50%左右（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印度的相应数据为60%）。

另一方面，由于除了银行储蓄之外，中国家庭为其主要支出，比如教育的融资手段极其有限，因此家庭的储蓄率很高。而且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更加促成了这种趋势，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作为“养儿防老”的传统将会越来越少。

发展金融部门

中国需要继续发展其金融部门，来帮助降低过高的个人储蓄率和推动个人消费。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提供家庭主要花费的资金和危机的保障，如果这些投资选择能够提供更高的收益率，中国家庭将会降低储蓄和增加消费。

更加具有活力和竞争性的金融部门能够引导投资流向新的、低资本密集的产业，比如服务业和信息产业，都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为了保持稳定，确保短期低通胀的增长和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中国还需要灵活的价格机制，特别是灵活的汇率制度。

中国对于人民币的严格控制，以及其巨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目前已达到1.8万亿美元。为了买入外汇储备和保持人民币不要升值太快，中国央行发行了巨额的货币，但是反过来，这些举措推高了通胀。

尽管央行努力通过发行债券和提高准备金率回收额外的货币，而人民币的升值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会减轻世界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同时还可使中国的货币政策能更有效率地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其次，人民币的强势还能够鼓励中国经济的一些部门，比如服务业，并且能够提高中国经济中的消费份额，增加内需，以此给中国经济带来动力和保持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提前管理能源需求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美国和中国关于能源保障问题具有天然的联盟关系，但是美、中两国都急需全面的能源政策来确保能源问题。

经过多年把能源仅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后，中国政策开始认识到，有必要提前管理其能源需求。

导致这种转变有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中国为保证社会稳定而控制电价、补贴油价，但表面上的低价致使能源浪费以及没有效率，甚至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高涨，这些项目的政府成本上升，结果是中国要面临持续的汽、柴油短缺，当危机来临时，政府已不能继续保证能源的供应。

其次，中国的领导者认识到，能源的缺乏会限制他们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保持政治稳定的能力。现在中国知道需要发展一个全新的、低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支持更高收入，但同时又不会给资源带来过多负担的模式。

第三，北京逐渐意识到对能源需求控制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存在于广大的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当中，在中国，每星期约有1000起关于环境保护的纠纷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的环境危害已经非常严重，每年空气和水污染的医疗和非医疗成本高达1000亿美元，占到中国GDP的5.8%。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碳排放国，国际社会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其气候变化目标的。可喜的是，中国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迈出了建设性的步伐，通过实施让经济低能耗化的政策，将会极大的降低其碳排放的增长率。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也应该承担更多关于气候变化挑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