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在成为北京现代舞团的团长之前，张长城做的是一份和艺术完全不沾边的工作。他做的是投资生意，案头的项目都是修建热电站、发电厂这样的大工程。除了他，同事里最年轻的也已经过了50岁，他说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年纪轻轻已经身肩重责，巨大数额的资金像数学题里的一样抽象，不过是签个文件，背后便是千军万马兴师动众。平日里一起工作还算愉快，可是一到周末，同事各自回家，办公室一下子空了，只留他一个人，要么继续工作，要么去听听音乐会或者看看戏。美国的城市生活丰富，倒也不会闲着。也是那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打推荐信去加州大学读了一个管理的课程，“念的东西意思不大，但是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人在回忆过去时总习惯轻描淡写，也许是哪一天突然觉得这种架在半空中“做大事”的生活有点不真实，过于理性的工作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张长城辞职、回国，听起来像个很轻松的决定。“回国后什么事也不做，玩了一年多。牟森做第一个戏的时候我在，孟京辉、田沁鑫做第一个戏的时候我都在，那时候的文艺活动都没落下。”北京现代舞团的人也成了他的朋友，那时舞团尚在体制之内，维持得非常艰难，面临解散。接管现代舞团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中，事情恰巧碰上了他，不愿看见一群朋友就此散掉，“就去找上级主管单位谈，说这是一群人啊，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结果后来他们找到我，说你来做吧。”他成了北京现代舞团的团长，起初想着两年后就放手，可是转眼就过去了十年时间。“职业是去选择的，可是高于职业的事就不是你去选择了，是它选择你。我当时正好在，也有一些经验和能力，就做了这个事，慢慢时间长了情感就开始发生作用了，那时你尽的就不是力而是心了，它不再是一个职业，而成了你的一个事业。”
十年间北京现代舞团从体制内改作公司经营，又在2006年变成了“非盈利”团体。他说十年时间只是做了个基础，搭了个比较好的平台，但是从作品和将来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把体系搭起来。“你看我十年做的事其实都是跟系统的变更有关系，当大家都在想怎么从国家那儿获得利益的时候，我选择从那个温室里跳出来，面临的就是没有任何保障，但是你有巨大的自由。2006年做这事时又很疯狂，当时品牌的评估已经值一个亿了，就相当于是把它无偿地捐给社会了。‘非盈利’机构后我就不是它的所有者了，而变成一个服务者。”
现在张长城准备建一个艺术中心，地方已经选好，在国子监附近的一个胡同里，高大的厂房式建筑，1800平米的空间，年租金250万。计划里艺术中心包括一个400人容量的大剧场，一个200人的小剧场，再加上一个供朋友聊天聚会的沙龙，“现在好像一群人聚一起聊艺术不流行了，我们可能周末的时候搞一些有主题的活动，就聊艺术。”艺术中心的账也算过了，北京现在的文化活动仍然贫瘠，“现在我们的思想统一得可怕，全国人民看同一个电视，谈论同一件事，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一样的，而且人人还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人在极度的无聊和精神空虚时必然要去寻找一些新鲜感和慰藉，这个城市并不缺少潜在的观众。如果每张票卖100块，上座率能达到一半的话就可以解决租金和日常运转的问题。他说北京现代舞团每年在国外的演出众多，收益不错，维持舞团的日常开支早已不成问题。他希望这个艺术中心可以成为一处交叉艺术实验和演出的场所，有舞蹈、有戏剧、有影像，还可以请来国外的艺术家交流。他曾请过日本的舞踏表演艺术家土方巽来北京，在九个剧场做了个小型的演出，没有宣传，“感兴趣的人总能有办法知道”。这是他一贯的想法，舞团的演出也很少大规模地宣传。北京现代舞团的计划已经排到了明年，演出大部分还是在国外的艺术节和剧院，张长城的英文讲得流畅，对中国的情况又很熟悉，跟人沟通起来不成问题。“我们的文化输出总是在输出一些特别古老的东西，京剧、杂技，”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他对表演艺术的未来很有信心，认为在持续的低谷之后必然有所反弹。
事情和关系总是纠结在一起，一个关联引向另一个关联。2006年时在798那场以现代舞来表现的 “中国设计”时装展让他觉得很有意思——没有职业模特，衣服穿在舞蹈演员身上，行走、旋转、奔跑。现在他手头上的事就是当时在场的观众，来自好莱坞的一群人，通过层层关系寻来。两个巨型活动木偶的广场表演，他想把它做成长线，找了四川木偶剧团，还可以继续盈利并且用于慈善。他说他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很多年。舞团的事，他自己的事，每天都在忙，忙得也很高兴。张长城喜欢说“以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做具体的小事”，前提是对整个事情的走向和脉络已经了然于胸，做小事时心里才稳当才有乐趣。
旅途奇遇
张长城一直在旅途中，到过40几个国家，遇到过各种奇怪的人和事，有件事印象尤其深刻。他在威尼斯遇到一对玩提线木偶的卖艺人，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来自秘鲁，偶然在一个艺术节上相遇后一直生活在一起，日复一日生活缺少变化，两个人决定开车旅行，没有钱，仅靠在每个城市卖艺所得维持。事隔两年之后，张长城在马德里街头又遇到了这两个人，还是在伴着披头士的音乐玩提线木偶。他上前打招呼，说某日在威尼斯见过你们。两人都很吃惊，说我们只在威尼斯呆了一个礼拜，因为太贵了。但是那天下午的那个街角，人流、画廊，旁边的小酒吧，两个人也都记得。他们这样的生活已有8年，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固定在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忍受，没有每天变化的人群，没有每天发生的各种意外甚至是倒霉事。
“你看到人其实是很自由的，是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间长了你就觉得你是那个角色，就像从小就用一根绳子捆住你，你拼命挣扎了很多年后习惯了，后来不捆你，把绳子往那一搭，你也不再挣脱了。我当初扔下以前的工作，很多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对我来说并不难，就像有一天我忽然扔下了现在的事，也不难。我觉得我现在最满足的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我，而是我现在37岁，眼睛里看到的东西跟小时候还是一样的，对世界还是充满好奇，看人的时候还是笑眯眯的。”
访谈
问：舞团现在经营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们在国内的收入不高，但是在国外的收入不错，我们20个人的团体一年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上百人的团体的收入。国外重要的艺术节、重要的剧院都知道我们，那些主流的观众和批评家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在国外两个月的演出就可以抵掉一年的费用。
问：2006年时为什么决定把舞团变作“非盈利”机构？
答：原来是企业的时候管理部门是工商局，赚了钱可以分可以自己拿，现在变成非盈利机构，这个团赚多少钱都和我没关系，钱不是我的而是团里的。这跟国外的艺术团体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体系没有保障。在国外这样的团体会每年固定地获得国家的资助，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同样在国外企业资助它的时候相当于向国家交税，所以企业是可以免税的，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政策。但是这不重要，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些企业家是有眼光的。中国这几年，法律、社会和人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像80年代出生的人会变成主流，这一代和我们70年代的人或者60年代的人已经有区别了。我一直说我是80年代人最坚定的支持者。从小他们身边所有人都在用爱在欺骗他们，给了他们一种特别强烈的心理暗示——这个世界就是为我准备好了的。看上去很自私，但我说这是民主的起源，人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开始去想他人了。当这一代人成为主流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包括公益的想法，他们需要付出获得快乐。我对这个社会未来五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特别有信心。我建立一个机制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
我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特别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的东西，儒家讲的就是处世的哲学。儒家哲学其实就是管理学，它把社会的分层以及每个阶层里的规则分得很细致：包括吃饭、说话如何等等。但它缺乏灵活性。中国最具灵活性的是道家的东西，我的精神底色是道家的东西，“狂”和“逸”，这种飘逸其实和自我的这种狷狂有很大的关系，它的飘逸是来自对自我的肯定，给人的感觉是狂。道家讲无为，无为无所，甚至是为所欲为，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狂，其实是你把事情看透了之后不在乎形式，没有什么事情能限制你。
在承认了人和人不一样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丰满，而不是觉得可怕，很多人是发现这种不一样之后觉得害怕。我所关注的是如何把每个人最强的地方发挥出来，而且不让互相之间产生冲突。因为有个性的人才能做出事来。
管理不是管别人而是管自己，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身边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一起来做。而所谓的“英雄”意识，就是把所有人都扭曲成他的方式，但任何一个扭曲都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事情不大的时候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去扭曲，一旦事情大了，个人内部的力小了，这个扭曲就会反弹，于是越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内部越出问题。所以需要眼光和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不是每个细节都要控制。中国传统的东西其实非常可爱，而且非常伟大，但是很多人不信，去研究美国人或者德国人的管理学，但它们跟我们的文化和灵魂并没有挂在钩上。
问：这里边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答：我对国外的东西比较了解，可回了国还是得从头学。比如在国外的一个剧场，一个工人也要求大学毕业，得需要考一系列的证才能去做一个场工，在中国，一个一天赚50块钱的民工，白天可能还在挖沟晚上就要去剧场干活了，从最基本的常识都要给这些场工讲。以前学的管理知识是面对那样的人才有意义。在国外很多时候你认为可以了，但专业人士说不可以，因为不合规范，他们对自己有职业要求。我们东方整个是一个混沌的哲学，一个混沌的哲学里一种混沌的管理模式是最重要的，道家的思想，再加上从印度过来的宗教文化，被同化了的那种广义的慈悲和爱，融为一体，形成了做事情背后的思维方式，这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如果了解了，做事情会轻松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