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馆长JéromeSans先生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没有用到“西方”这个词，直到发问者提及，他立即纠正，不是“中国和西方”，而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UCCA和他所起的连接作用，连接的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沟通是多向和更为广义的。可他的确来自西方，1960年出生的法国人，今年3月份空降般接管了北京尤伦斯馆长的职位。当然他的履历表是丰富和具有说服力的，不过国内对于这位突然而至的新UCCA馆长了解并不多，西方背景的他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如何行动，融合或者突破，如同之前他在巴黎东京宫 （PlaisedeTokyo）时所做的那样，新的艺术家，让人惊讶的作品和展示方法，他似乎一直对来自熟悉世界之外的新东西怀着莫大的兴趣。而之前他本人也并未到过中国几次，“很幸运在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JéromeSans说。UCCA似乎一直有个略显奇怪的位置，它是外来的，又要同本地的艺术气氛相连接；是学术的，但又时而受到国内其他声音的质疑，“没人知道是谁”，没人清楚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或者再下一步。“不过在法国时从80年代中末期就通过一些朋友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了解，我和陈箴、蔡国强和谷文达等一些中国艺术家有过很多接触和合作，而且很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对于这里的情况谈不上陌生。”JéromeSans说，来到中国后他也开始进行一个对3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访谈，最终将以出版物的形式出现。这个过程于他，也是一个由对整体概况的熟悉到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家个体创作的过程。“很多很好的艺术家”，“很多很好的年轻艺术家”，在谈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时，他的态度比很多国内的批评家更乐观，“不仅仅是让西方了解到，而是让整个外面的世界都可以看这些艺术家的创作。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中国不只是在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里，也产生了很多的想法，它不是一个只会复制和模仿的地方，也是一个有所发明创新的地方。”

《我们的未来》是他接管尤伦斯以来策划的第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是尤伦斯基金会的中国当代艺术20年收藏展，Jér觝meSans说这个展览相当于是一个宣言，旨在说明UCCA究竟是什么，要做些什么。穿过艺术家王度的装置作品 《时空隧道》——一个四壁装满电视机的狭窄通道，再经由一部滑梯进入展厅，视线瞬间开阔。展厅的布局同尤伦斯之前展览有所不同，形成隔断，餐厅地板被涂成了彩色，艺术家颜磊的大幅绘画作品挂在吧台后方，画的是北京朋克乐队，Jér觝meSans很喜欢这个作品。对于展厅空间的设置，他的想法很多，关键词便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 “家”的UCCA，放松的、趣味性的、温暖的，犹如“一次旅行”，这和之前UC－CA给人的精英和学术气质浓厚的印象不同，由规整严肃变得分散和轻快。现在的UCCA包括了三个展厅，除了作为主要展览场地、空间最大的中展厅，“白立方”和 “黑盒子”是JéromeSans的新想法，用来展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其中进行的是1971年出生的中国艺术家安晓彤的《何时？何处？》，由JéromeSans本人策展。他在展览序言中写道，“利用网上采集来的影像：网页、博客或是聊天——这是我们时代一个特有的现象——安晓彤使他们突破了形式的限制，而成为她自己的影像。这些随时可供消费的免费影像，被置入到这些新媒体来流通、共享、转发和‘贴上标签’。它们是非批判性的，脱离了等级体系，充当了对共同瞬间的见证。”

JéromeSans对这样的 “新”和“年轻”的嗅觉是灵敏的，如果说眼前所看到的一个展览还不能说明什么，那么他在巴黎东京宫 （PalaisdeTokyo）的工作经验则是非常明确地传达了他作为一个策展人的趣味和态度。从2000年到2006年，作为巴黎东京宫的联合总监，他和NicolasBourriaud二人把这个博物馆变成了巴黎最为话题性的美术馆。巴黎东京宫于2002年1月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从正午12点开放到午夜12点，不同于一般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时间表，而所策划的展览也很多着力于推荐新的甚至尚存争议的艺术家。2006年他和NicolasBourriaud卸任时所策划的最后一个展览名为《我们的历史》（NotreHistoire…）。德勒兹说，你必须有丰富的记忆，才能遗忘过去。对于Jér觝meSans来说，从我们的历史到我们的未来，两个国家，两种文化背景和面临的问题。他和Nico－lasBourriaud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法国人不轻易冒险，而倾向于在围墙后面，尤其艺术界有偏向过去的倾向，至少部分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起，纽约和其他城市取代了巴黎的文化之都地位，而英国曾以YBA（YoungBritishArtist）来突显艺术新人，这在法国还未发生。他们想借东京宫来展示巴黎新的形象。而黑盒子和白立方做为支持中国年轻艺术家创作的平台，他希望它更为开放。

Popular这个词在问题和回答时不知道是否产生了歧义，“是否担心做得过于流行了？”“如果UCCA做的不popular，那就是个失败。”JéromeSans说。究竟是时髦流行还是广受欢迎？这个英文词所包含的模糊含义大约也正对应了某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新的，锐的，知觉灵敏，诸如网络等新媒介，可它们也存在着流于轻浅和表面化的危险，空泛的激动，如同所使用的媒介本身的特质。不过对于作为策展人的JéromeSans来说，艺术从来没有一定之规，边界宽泛和模糊，包括音乐、时装、设计等，都可以纳入到艺术的范畴内——2003年，他策划了前任Dior男装首席设计师HeidiSlimane的第一个展览。而此次Dior高级定制在中国找来几位艺术家进行合作，作为幕后推手的人也是他。在出版方面，Jér觝meSans曾经出版过不少艺术类书籍，包括采访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 （DanielBuren）的《ausujetde…》,对Pierre和Gilles的专论，对荒木经惟摄影艺术的论著《ArakibyAraki》等。

这些身份之外，他还是一支名为LiquidArchitecture乐队的成员，2006年出版了首张专集。“音乐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乐队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怎么能同时干那么多事？他回答说不难，做这些的时候是令人愉快的，所有的工作都和兴趣有关。

访谈

问：这次展览的空间布置上给人的感觉跟尤伦斯之前的展览不太一样，以前是非常地美术馆化的，开阔的白色空间，这次似乎在空间的布局上做了很多的特别考虑。

JéromeSans：我觉得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家（house），我想让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他们自己的房间，就像说一个人回到家，打开了门，能够感觉到这就是自己的家，它微笑着，迎接你回来。所以我不像它是一个“白立方”，而是更加温暖，更具趣味性，对人更友善。这次是尤伦斯基金会20年的收藏，展览所提供的就像是一次主题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旅行。旅程从王度的那个隧道开始，20米长，进入这个空间，看到这些展品。它带给人的不是挑战，而是体验，《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宣言，告诉人们UCCA是什么。UCCA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家。不仅仅是西方，而是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目标很大，对于中国的艺术家和创作者，我们是他们的一个家，使他们的创作更能为外界所认识和理解，他们的项目被放置在一个很大平台上展示给全球的观众。

问：在此之前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了解有多少呢？

JéromeSans：我在法国时从80年代中末期就通过一些朋友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了解，我和陈箴、蔡国强和谷文达等一些中国艺术家有过很多接触和合作。他们是第一批人，在国外生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实验自己在艺术上的想法。在80年中期的时候，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环境，没有画廊，没有杂志，没有那么多可能性去进行实验。来到这里之后，我开始了解另一代艺术家的创作。过去的十年间我三次来到中国，更多了解中国人、中国发生的新的情况。对我来说，在这个时间，在中国，我也觉得很兴奋。

问：中国当代艺术里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圈子”，有些“领袖人物”，不知道你到了北京之后怎么处理周遭的这些关系，对你来说会是个障碍吗？

JéromeSans：完全不会，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像条鱼在其中游来游去。

问：你似乎一直是对西方以外的艺术非常关注。

JéromeSans：是的，中国、印度、中东、拉美，当然中国受到的关注最多，另外几个区域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也非常地快。

问：作为一个西方人，你从这些艺术创作里看到了什么新的东西？

JéromeSans：就亚洲的城市来说，近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要比西方快上几倍，艺术家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所做的创作也反映了出了很多新的东西。

问：包括你在巴黎东京宫时也做了很多很新的艺术家的展览，包括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展览等等。HeidiSlimane的第一个展览也是你做的。

JéromeSans：对我来说艺术从来没有一定之规，包括音乐、时装、设计等，都可以纳入到艺术的范畴内，有很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