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1491亿元，同比增长10.6%，比２００７年全年11.9%的增速略低。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CPI）上涨8.0%，虽然3月份的8.3%比2月的8.9%有所回落，但比去年同期的3.3%高出很多。
上述数据，被很多专家解释为：经济增速放缓的信号，由于通货膨胀开始习惯于高位运行，一些观察人士预期，中国经济将步入新滞胀年代。
增长放缓
其实在2007年底，不少宏观经济专家就担心中国经济会面临着拐点。
支持拐点论的人有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秘书长王建等人。
在王建眼中，虽然宏观经济面的数据尚可，但微观经济中的一些现象开始亮出红灯，新建投资项目下滑就是一个表现。
“任何投资都是有开始有结束，中国的投资周期逐渐开始加速是在2002年下旬，真正出现高峰是2003年上半年，由此形成的投资周期的繁荣期到底部应该是2007年上半年。”他说。
他认为，2006年开始，一些先行指标已经预示中国经济可能下滑，比如2006年、2007年两年的新开工项目平均增长速度是16%，在此之前是25%，2003年上半年更是达到70.5%。
王建发现，在2007年前三个季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但增幅有所回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529亿元，同比增长25.7%，比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新开工项目170123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8151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309亿元，同比增长24.2%。
由此，王建判断，从2007年下半年，经济就开始从繁荣的顶部往下走了。
从数据上看，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确经历了一个高峰，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ＧＤＰ达到12年以来的高峰，增长率高达11.9%，此后即开始回落，第三、四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1.5%和11.2%。
在2007年底，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放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效应。
王建认为，次级债引发中国外生性需求紧缩，但内生性紧缩的力度是影响中国经济更主要的因素。
持有类似观点的宏观经济学家纷纷下调了对2008年第一季度的经济预期，2008年2月初，证券市场周刊对24家机构的宏观经济预测统计，结果表明，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平均为10.44%，2008年总体增长率平均为11.4%。其中最低的如美国银行的汪涛看到9.2%，最高的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袁跃东看到11%。
现实可能多少有些出乎机构的预期。2008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到10.6%，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但却高于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在24家做出预测的机构中，只有中信建投的潘向东与结果一致。
为什么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会高于预期？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一季度中国贸易顺差虽然在下降，但是内部需求却在猛烈增长。内部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按照调整后的数额，一季度内需增长率达到24.7%的水平。由此，宋国青调高了未来预期，他预测第二季度GDP的增幅为10.8%，而之前第一季度他的预测值为10%。
但更多的机构保持谨慎，北大经济中心主导的“朗润预测”结果显示，15家参加的机构预测第二季度经济平均增长率仍是10.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主任曹红辉的观点可以代表多数人的担心理由，“数据上看，经济增长率维持较高水平，CPI指数开始回落，但是经济发展当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曹红辉认为，美国次级债和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两国的产业经济部门有相关性，第二是贸易的问题，第三是投资的问题，第四是劳动力的问题，第五是汇率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则是美联储的降息行为和美元汇率的急剧下降，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内伤。
消费的增速也要保持观望，曹红辉认为，中国的消费需求社会化的因素，取决于多个方面。其一是消费的能力，由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决定，可支配收入取决于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
第二是消费的倾向和消费的意愿。消费倾向取决于财产规模和分配均衡度。而现在中国收费分配是不均衡的，反映在储蓄上就是极少数人持有绝大部分储蓄。
第三是消费对象，第四是消费环境。这取决于政府有关部门对经济管理方式的改进和社会其他组织服务的水平。这些问题都制约了人群的消费意愿。
“实际上，推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过程，这个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曹红辉预测，未来三个季度里中国经济增长率在9.5%左右，这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差不多
通胀高行
从2006年开始，通货膨胀就在自我繁殖中不断变异。不过，对于通胀的原因和解释，从来没有统一过。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统计，目前国内有关通货膨胀的说法共25种，其中主要分为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
一开始，货币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卢锋、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都是货币学派的代表者。
“通货膨胀就是你的钱发多了，货币供应量超出了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总需求，导致货币贬值。”宋国青认为，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贷款增加是货币增多的两大原因。
数据显示，从1996年-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从1050亿美元增加到1650亿美元，年均增长9.46%，但是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到2006年6月30日的13326亿美元，年均增加37.90%，2007年12月30日更是达到15280亿美元。
与此同时，从1999年12月31日到2007年6月30日，所有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各项贷款从93734亿增长到264899亿，年均增长约17.33%。
外汇储备和贷款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过多货币自然引发了通货膨胀。
货币问题在2007年第三季度前的确占据了主角，但从第三季度开始，供给不足问题开始露头。
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眼中，通胀一直以另外的方式在演绎。2006年，王建注意到国内食品价格开始上涨，他判断：“这是历史性的拐点，绝对不是一个短期性的拐点，所以粮食供给不足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是王建的支持者。他认为，2006年9月份以来，物价的快速上涨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带动的，而食品价格主要是由粮食价格和食用油价格的上涨拉动的。
统计局数据为此观点做了注脚。2007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1%，其中新涨价因素2.2个百分点，上涨较快的主要是食品价格，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6%。
除了纯粹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外，更多的研究机构将中国通胀归结为混合因素，如中信证券策略研究组将引发通胀的因素细化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保值增值投资性需求增强、国际价格影响、消费需求增强、劳动力价格上涨。
“原材料价格上涨是通胀传递中的连锁反应、保值增值投资性需求增强是通胀发生时的自发需求、国际价格上涨是一个刺激因素，而消费需求增强、劳动力价格上涨才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中信证券策略研究组在报告中指出。
随着CPI指数不断攀升，货币学派部分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
宋国青比较保守。他认为高通胀因素中供给引起的原因不到20%，而左小蕾更开放一些。2008年2月份CPI数据出来之前，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2月份的CPI出来是8%，我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短期内冰雪灾害造成运输堵塞，供给不能到位；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措施是有周期的，不是立竿见影。比如猪肉生产，不管怎么鼓励，它也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生产周期。”
统计数据佐证了左小蕾的预测，2月份CPI同比上涨8.7%中，食品价格上涨23.3%，对CPI涨幅贡献最大。
但同样的数据在供给学派看来已经十分严重，王建在阐释通胀的长期性时说：“人口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带动了食品消费水平上升、食品总需求扩大，但在供给方面，土地却不能增加。”
到了2008年一季度末，通胀又出现新变化。
“要素成本开始上升，它可能像接力赛一样，从总需求拉动的通胀手中拿过接力棒。”左小蕾担心，PPI（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会成为推动CPI指数持续走高的原因之一。
左小蕾看到了两个现象。一是通胀是从2007年4月份开始迅速爬升，当时PPI数据很低，但2007年11月份，PPI指数达到4.4%，2008年1月份到6.1%，2月份更是达到6.6%，3月份达到8%。“PPI高了，它一定会传导到最终消费上。”左小蕾如此判断。
其次，则是工资成本在不断上升。
时间到了2008年4月，通胀再次摇身一变。很多人注意到，中国的内部推动型通胀似乎正在异化为外部输入型通胀。
“我国目前在粮食方面是净进口国，在食用油方面进口量占全球总贸易量的24%，只要国际价格出现任何的波动，都会迅速地传导到国内。”潘向东说。
卢锋的分析更为全面：因为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消费中占比逐年增加，比如原铝、精炼铜、铁矿石、原油，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增量的贡献比分别达到51.6%、55.9%、85%和33.5%，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型的经济体，它在全球通胀中也有很大责任。
“天下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天下事。”卢锋说。在他的描述中，中国的通胀链条是这样的：中国通过货币增加制造国内需求型通胀，然后因为供给不足而抬升价格，从而抬高国际上一些资源和粮食的价格，最后通过出口转内销回到国内。
但不管是供给学派还是货币学派，大家对未来的通胀都是不乐观的。“朗润预测”平均结果为7.5%。而今年初，中国政府确定的CPI调控目标为4.8%左右。
一些悲观的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外生型通胀压力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传导存在障碍。
“一旦国际能源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甚至不断攀高，国家的补贴和管制是有限度的，那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PPI价格均有被释放的需求，进而引发全面通货膨胀。”潘向东说。
“国内行政性的管制措施对一些生产领域，尤其是上游商品的价格了抑制作用，但如果行政性管制政策持续过长，比如超过6个月，负面效应就会大于正面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室主任曹红辉说，他预计，在四季度或者是三季度末，价格指数可能会出现惊人的大幅度上升，随着未来对价格管制的行政性措施放松，有些价格会恢复到原有的均衡水平上，CPI突破两位数不是梦。
如何调控
“如果价格都在上涨，但经济增长的增速在减缓，这就会出现以下状况：一方面油、煤电、水和粮食价格都上去了，但经济增长下来了，这种局面可能在今年就会出现。”曹红辉说。
“压通胀还是保增长？”在2月份CPI数据出来之前，经济学家之间仍有较大分歧。
供给学派侧重保经济增长，货币学派倾向压通货膨胀，而管理层在不断地摇摆和犹豫。
王建认为应该首先保经济增长。他说：“如果放弃增长而保通胀，结果可能是经济增长压下来以后，收入跟着往下掉，老百姓钱包更瘪，更没有应付通胀的能力。”
年初，王建观察到一些细节，“去年我们讲双防，是讲防过热、防通胀,今年实际上是越来越多地在说双防就是防过热和防过冷。”
但货币学派的代表者宋国青一直认为，如果不压通货膨胀，社会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预期一旦上来，将导致消费者先抢购、生产者不卖，从而引发更恶性的通货膨胀。
“物价指数这类问题事关国计民生，老百姓又特别关注，毕竟跟老百姓贴得太紧。”左小蕾也认为压通胀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左小蕾还假设，如果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变成2000亿美元时就开始全额地对冲流动性，就像2007年做的那样，也许通胀不会有那么明显。
2007年第三季度，货币学派开始占上风。
于是，我们看到，2007年，央行6次加息，11次提高存款储备金率。
但2007年第四季度通胀依旧走高，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货币政策的作用。对此，左小蕾反驳说：“去年就有人说提高利率没有用，我说，你提10次看有没有用。央行10次提存款准备金率，拿掉了大约1万多亿货币，如果这1万多亿不拿掉，再加上货币创造的乘数原理，我们的流动性可能要再多10万亿。”
宋国青更是认为“刀快不怕脖子粗”，足够的加息杠杆就可以控制通胀。
这些建议被曹红辉等人坚决反对。曹红辉认为，国内利率的提高将会加大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之目前的通胀仍然是输入型结构性通胀，即便提高利率也扭转不了这种由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驱动的物价上涨，相反还会加大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把握不好就会出现“滞胀”。
2007年初，政府显然倾向于货币学派观点，银行在步步收紧信贷规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其中1、2、3月新增贷款分别占到一季度新增贷款的约60％、18％和22％，贷款额度逐步萎缩。
这让王建等专家感到担忧。王建说：“由于CPI指数走高，我们总是用传统的思维去看今天的问题，宏观调控的政策准备全是防热的，在这个时候政策继续紧缩，会出现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
一些地区经济现象也验证了供给学派的担心。由于资金紧缩，很多企业选择民间融资，企业融资成本在迅速攀升，短期融资的年成本迅速达到40%、50%左右，一些地方的企业无法应对高成本开始倒闭，银行面临着坏账的风险。
“如果紧缩过度，大量企业贷款在银行那里形成了坏账，经济就会出现突然下滑或者硬着陆的风险。”中信建投的潘向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