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转型为商品社会的中国，竞争已成为一种全民信仰，几乎被不加选择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以至于被学者发掘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时髦词汇。其实，竞争再残酷，只要是遵循基本规则、至少是符合罗尔斯主张的“形式正义”，总是利大于弊；最可怕的是突破了最基本的底线，变异为所谓的“竞次”、其外在表现和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遗憾的是，竞次取代竞争，正成为一种被普遍视而不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竞争的目的都是优异者胜出，实现在德、智均占优势的一方脱颖而出，进而带动总福利的增加。竞次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越放宽自身道德约束、越不择手段者，往往能取得相对“优势”——其结果，就是一己私利膨胀、总福利减少。

这个规律，适用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也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之间。

譬如，以竞争的思维看，一国在经济领域获取优势的正当途径，就是要鼓励创新以求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工商业产品附加值，实现途径则是构建和维护公正的制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使本国居民的福利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步至少不过分落后；但现实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竞次的逻辑往往会战胜竞争——为求经济指标不惜牺牲环境；在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中，资本（在很多情况下还包括权力）最值钱、劳动力受到严重剥夺。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策略，就颇有竞次的嫌疑。在低端制造业长期存在的低工资水平，被视为其突出表现。这种现象，甚至遭受到来自国外的指责。但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回应，有人竟这样反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愿意给中国商品支付更多价款？说出这种话的人，显然是对真正的竞争缺乏理解。

在社会范畴，竞争的底线往往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譬如公平。

早在数千年前，孟子就做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断言，如今道理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当下。2005年曾被预期称为“深化改革之年”，当年底被事实上转化为“改革反思之年”，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公平缺失成不争事实  第三轮改革即将到来”的文章，曾经激起广泛转载和评论。这显然是一个旁证。

一代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曾写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重在讲经济问题、开篇即谈效率，被国内众多学者广泛引用；但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则少为国人所知，其重点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更是似乎与世风格格不入。

但事实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问题往往会交织，价值判断也往往不只是意味着在道德的诉求、还有其功用性价值。 

竞次之不具备可持续性，正日益得到证实；唯坚持正当竞争者，可能最终胜出。这其实也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揭示的更深层次“秘密”——不只是似乎务虚的道德说教，而是道德律与效率达成高度统一的洞见。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日渐消失的趋势已经明朗。这也在相关智库、智者的意料之中：早在2006年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华如兴曾表示；而在更早些时候，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根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也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将只能维持3至5年。这种变化，可视为竞次策略在国家层面即将撞墙的一个有力信号。

在守住底线问题上，企业具有特殊地位——其发展虽离不开社会大背景，但如何适度前瞻、领先半步，如何在自身“一亩三分地”里，营造真正的竞争而不是竞次，将从微观起到决定作用。这也是企业主和管理者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抉择本身，构成自身企业文化的原始起点。

现代传媒，作为相对特殊类型的企业，品牌和号召力是其生命，由此决定的传媒的功用不仅在于提供有价值的资讯、观点和沟通平台等，更是在于倡导一种思维观念和生存方式。“守住底线”，是其天然使命和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