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失衡与治理
导语:经济观察网 张茉楠/文 本轮次贷危机的全面恶化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 “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全球联手救援也预示着危机中全球金融体系在复杂的调整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经济观察网 张茉楠/文 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局势经历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动荡时期。本轮次贷危机的全面恶化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 “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全球联手救援也预示着危机中全球金融体系在复杂的调整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损失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史无前例。根据IMF发布的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目前全球金融业因为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业资产减记总额将达1.405万亿美元。金融全球化,风险全球化。本轮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动荡席卷全球,全球金融市场陷于无序状态,金融市场失灵、信用市场失效,危机已从金融衍生产品危机、金融市场危机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全球金融“失衡并增长着”

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和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危机是“累积性危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于:

1.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泡沫的积累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理解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大背景。

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为社会产品超过有限需求,那么金融危机就是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是导致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2.美国赤字经济的总清算

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

美国过度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为次贷泡沫埋下隐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债剧烈增长。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2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美国家庭2008年初美国家庭平均负债为5万亿美元,负债率竟达到100%。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正是“赤字经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矛盾。

3.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双赤字的可持续性根源于美元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6%。按照“三元悖论”理论,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美国为了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获得铸币权本身有内在的扩张冲动。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 全球收支失衡持续、美元本位和美元长期贬值持续的情况下, 美国次贷危机仅仅是更大的金融动荡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在纯粹美元本位制度下,美元周期直接决定了世界经济周期,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周期性波动,直接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从世界金融危机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元周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每次在美元由弱转强,或由强转弱的拐点处都造成了全球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

中国需要更大的变革:危机下的金融稳定框架与金融新政

金融大乱之金融大治。短期来看全球金融局势岌岌可危,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加深而提前成熟。亚欧首脑会议和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可以预期,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三个方面,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是全球金融体系也是中国自身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中国如何因势利导借这次金融危机参与重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格局?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金融改革战略?如何完善现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面对未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调整和中国发展转型的趋势,中国要有长期的准备,仅仅为了应对危机和经济下滑频繁地动用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我国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财政赤字逐月扩大9月份 732亿元人民币,为8月份的3.89倍),应该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市场的剧烈动荡、资产价格的贬值和货币财富的缩水,但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对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和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本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造成金融失衡。中国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促进发展转型,深化金融改革与维护金融安全”通盘考虑,思考全方位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总架构。

一方面,从金融改革与转型的角度,要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转型。因势利导进而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另一方面,从维护中国宏观金融稳定和安全角度,要立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此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元周期调整时期,积极推进多元化的结构性调整,将外汇储备转变为战略性资产,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中国的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与国际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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