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孙健芳 对宏观经济，不同的学者常常会有不同的判断，分歧何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认为，宏观经济判断的分歧来自宏观信号的缺失。

EEO：你怎么看待从年初到现在的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

霍德明：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中国经济变化很快。在今年年初，我从来没有想到8、9月份国际金融风暴会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时，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看法差不多，都认为通胀会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年初时，我们一直在谈如何抑制通胀。但2月份通胀率达8.7%，很多人认为抗通胀就是要货币收紧，所以政府存款准备金率一路增长到今年6月份，达到17.5%。其实从2006年6、7月开始，抗通胀的唯一手段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8年6月前后上调了十几次，央行必须走这条路。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能抑制通胀，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也没关系。

然而到了5、6月，中国经济开始下滑，8、9月份，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尤其在7、8月以后，整个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开始有了转变。

我们原本是以“抗通胀”为调控导向，所以一直在收缩货币。原来叫退烧，但没想到外边的气温降得更快，这是无法预料的。

即使在7、8月以后，我跟余永定基本上还是站在同一阵线上。我们在增长上看法一致：国内的经济增长维持到9%，8.5%、9.5%都能接受，但在通胀上，他希望把国内通胀维持到4%以下，我比他更激进一点，认为国内通胀应控制到3%。

这一点上，我与清华的李稻葵等观点不一致。李稻葵等认为，增长是比通胀更重要的一个选择。他认为“通胀是罪恶”，通胀应维持在5%、6%的范围。但是，他们认为增长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每年有很多民工要到城市来找工作，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的重要保障。

大家在认知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适当的判断信号，要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怎么回事，主要看利率、汇率，看市场利率曲线，我们都缺乏明确的信号。市场里面很多信号没有，那么大家就只能依靠经验来猜测。

EEO：为什么我们会缺乏相应的宏观指标？   

霍德明：回过头来，从四月份开始，国内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判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包括对通胀、经济增长的相关措施，包括财政和货币措施。

为什么当时没有产生共识？其实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宏观经济中间的影响，经济学家没有共识，政府部门里面大概也没有共识。

比如，最近有两个看法：一个是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我们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行业。一方面，很多南方的企业主抱怨雇不到人。但是中央做的实际调查结果却相反，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劳动市场没有达成共识。

此外，在金融市场更没共识。中国金融宏观层面上缺乏很多中心指标，我们金融宏观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告诉我们讯息的指标——汇率和利率是被政府管到的，不能正确反映出市场状况。

要判断经济景气的好坏，未来如何走，要看利率结构，长债、短债的利率结构、利率曲线。在美国，真正市场化的利率是公司债，他们判断经济会不会反转，主要看利率曲线。如果经济反转，利率的斜率就会改变。

中国利率、汇率都受国家管制的，汇率在2005年7月份以后才算有点放开，但没有真正自由化。由于利率没有自由化，根本现在的收益曲线、利率曲线不能作为一个判断资金成本和风险的标准。

在我们国内，公司债还是零。国内有一些债券市场，比如说国债，也分长期短期的，国债的价格可以反映出来大概的市场利率情况。市场上唯一能够反映出利率的指标是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其他没有什么可以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