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我不降价
导语:经济观察报 沈威风/文 在一个极度话题化的行业里,宋卫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作为全国前五大房地产企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与他的同行们——比如王石、潘石屹和任志强——比起来,显然低调得有些格格不入。

经济观察报 沈威风/文 在一个极度话题化的行业里,宋卫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作为全国前五大房地产企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与他的同行们——比如王石、潘石屹和任志强——比起来,显然低调得有些格格不入,至少在谈起中国房地产业的代表人物的时候,宋卫平这个名字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可是,同时宋卫平又是大名鼎鼎的,甚至有人说,在杭州,只要关心足球,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八岁的小孩,都能在大街上认出这个中年微胖、总是笑眯眯的男人。因为他在浙江这块足球沙漠浇灌出一块绿地,“浙江绿城”是浙江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足球俱乐部队。宋卫平在他的本行业刻意低调,却在他因爱好而投入的半个行业中给他带来家喻户晓的名声。

即便是今天,当中国房地产业遭遇急景凋年、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纷纷“救市”、杭州市更是前所未有的颁布24条救市政策之时,媒体对宋卫平的报道也不过是,“2008年10月12日,浙江绿城对阵山东鲁能队,宋卫平并没有出现在看台上,尽管以往他的习惯是,当浙江绿城对阵强队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前往赛场助阵。但是现在,宋卫平显然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绿城不降价”

2008年10月14日,就在浙江房博会开幕前4天,杭州市政府颁发“救市24条”。浙江省建设厅则下发了另一个“红头文件”,核心内容是:在房博会期间,要处理好因促销打折引发的开发商和消费者的纠纷。这次房博会,早先因为降价而被愤怒的业主砸了售楼处的全国降价先锋万科被拒之门外,其他跟着扯起降价大旗的杭州开发商,也没有出现在房博会上。

而绿城和宋卫平则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降价。

杭州黄龙世纪广场,绿城的总部所在,大堂里的每一根柱子上都插着新鲜的百合花,幽香扑鼻。喜欢以花名来给项目命名的宋卫平,也选择了百合来作为写字楼惟一的装饰。与售楼处的处处精心相比,绿城公司的办公室极为朴素,甚至宋卫平自己的办公室也只有一张办公桌、一组会客的沙发以及墙上一幅不大的印象派油画——尽管在很多人的期待里,那面墙上或许应该出现一幅泼墨山水。

宋卫平显得很忙碌,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刻有些敏感,而他的压力也很大。杭州万科率先降价,虽然对品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发生了售楼处被砸这样轰动的事件,但在仅有的惨淡成交中,万科的成交量还是明显高过其他公司,毕竟购房者对价格还是敏感的,不过宋卫平固执地说,“绿城不降价。我们会有优惠,而且优惠的幅度可能会比以往要大,但是我们不会降价。”

“导致今天这样降价的局面,是不应该的。”他说,“如果绿城也加入到降价行列里面去,会导致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

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给大多数城市居民带来的主要财富增加,集中体现在住房方面。从没有房子到有房子,从比较差的房子到比较好的房子,房子的增值使得杭州几十万户居民的财富增长到100万以上。如果因为宏观经济形势不太正常、不容乐观就使得房价往下走,一是不合情理,二是往下走却不见得就会带来市场的好转。在宋卫平看来,在这个时候匆忙采取降价的策略,有些操之过急。他说:“杭州市这么多年增加了那么多投入,地价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一个比较高的房价才可以使得住房的规划与建设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他相信这个冬天是提前到来,他相信这一次下行的过程已经到达底部。他说,2003年非典时期,绿城上海楼盘开盘,很多客户都戴着口罩来买房子——如果现在比那个时候更糟糕,就一定已经到达底部了。到达底部意味着两点:一是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很多企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二是,新一轮的增长即将到来。巴菲特说过,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这句话放在房地产市场上,宋卫平认为一样有效。

“但是这个底部不是一个行业所设置的,也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所设置的。中央政府、金融机构是关键因素。”宋卫平说。

绿城集团一位高管说,宋卫平是学历史出身,他看问题重点不在当下而看长远,他对中国的房地产业的未来“长线看好”,因为他相信,人想要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愿望永远是存在的,而土地作为资源则是日益稀缺的,所以房价总是看涨的。

理想和现实

宋卫平的理想主义大约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签,所有人在提到他的时候,在谈及他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总会把前因后果都归结到他的理想主义上去。宋卫平自己很多次说过,解决谋生问题之后,追求理想便成为他的理想和工作目标。而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为人做事,二是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事业的方向上。

宋卫平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买的,只有5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一个小厨房,一个小洗手间,他却永远记得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因为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顿自己。他说,那时候他就意识到,房子是人生存重要的一部分,是生活必需品。这使得他在借了300万启动资金开始做房地产项目之后,让他对房屋的品质有了一点类似偏执的追求。

绿城的房产品中有许多跟桂花有联系的产品,从最早的丹桂花园到后来的桂花城、桂花园。这些全部出自宋卫平手笔的案名,显示了宋卫平对桂花的偏爱。而问他何以最爱桂花,他说,那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舟山党校做老师,大概是198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十点钟左右有一堂课,给党政干部上历史课,这时候校园里的一棵桂花树开花了,散发出了浓郁的花香。在讲课以前,宋卫平对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桂花开,也闻到了桂花这种非常独特怡人的香味。其实生活的美好是大家都可以创造的,只要大家去多种一些桂花树,我们的生活里就会多一些桂花的清香。”

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了对桂花的偏爱。桂花是一种有形的东西,但它的香味是无形的。从这一点他联想到,在开发房产品的过程中,不但要对生活内容进行有形的界定,而且对无形的境界也应该有理解和追求。“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同时是有行为有能力的现实主义者,但我们的导向是理想主义的。我希望绿城始终把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比较知识分子的东西,经过一板一眼、一砖一瓦,如同桂花的清香一样,融合展现在我们的居住园区。”

“其实我们做的事和媒体做的事方向是一样的。我们在改变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使得它更符合所谓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我们在造房子,我们在做一个园区、做物业管理、做销售服务,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始终贯穿我们的真诚善意。”宋卫平说,他“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从这一点理想而来,而他所说的绿城房产、教育和足球这两个半业务的发展,也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而来。因为他觉得所谓的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不能仅仅围绕着房子本身进行建造和管理,修个水电通个管道是物业的一部分却远不是全部,更不是本质,他认为还是要把眼光集中到居住在小区的“人”身上,由此他才想到要去做足球、做教育、做医院,关注园区内人的健康,甚至他还想,要在园区里面开“四点半学校”、盖食堂,解决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和上班族的吃饭问题——这就是宋卫平正在做的“园区服务体系”。他说这个体系远超过现在物业公司的范畴,是对人在园区内的生活需求的真正解决。

为了这个理想,绿城花了很多的钱。从2002年第一所育华学校落成,绿城已经办了8所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幼儿园,投资超过10亿元。投资主要集中在前期,尤其是房子和地价的高额投入,尽管绿城是一个地产公司,但这仍然是一笔巨额的花费,而且至今还没有达到收支平衡。在足球上的投入,就更为著名,每年都要投入几千万。阎世铎在卸任之后到绿城足球基地参观,曾经说过两句评语,“绿城是真正做足球的,绿城基地是世界一流的。”这两句话让宋卫平别有一番滋味。足球是他的爱好,31岁之前能够踢满全场。为此他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金钱,至于回报是否值得,只有宋卫平自己知道其中冷暖。去年11月,拥有超过200名护工的绿城医院开业。宋卫平说,这些产业都是依托房产而衍生出来的多元化,核心统一而简单。

尽管在教育、足球和其他产业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但是宋卫平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房地产业务上,尤其是最近。也因此有了媒体注意到他没有出现在绿城和山东鲁能对阵的看台上。但是宋卫平说他从事房地产居然不是为了赚钱。他给自己的定位也不是企业家。就像他的偶像松下幸之助说的那样,商人分为三个级别,一是创业家,二是企业家,三是事业家,松下说自己是从65岁开始,才进入到了事业家的境界。而现在50出头的宋卫平,自称已经是在用事业家作为目标来要求自己。

所以他一直说,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意义。现在媒体又在计算,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他的财富又缩水了70%云云,宋卫平却表示对此并不关心,“我始终认为,我们是在替社会理财。我们是社会资源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帮助社会管理土地资源、市场资源、资金资源,包括种种其他跟房产有关的资源”。甚至,他努力在他的员工中也培养这种价值观。他经常问员工的一个问题是,“工作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工作?工作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崇高境界是怎样的?”

问这一连串的问题,宋卫平无非想告诉自己的员工,工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赚钱,要把工作转化为生活,变成一种人生乐趣。“可是我们又必须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宋卫平自己的回答是,我们提供很多很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给客户,我们要赚钱,我们必须赚钱。赚钱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优秀的服务。以此循环到永远,没有尽头。

尽管宋卫平告诉他的员工,工作要成为人生的乐趣,可是他却对自己是否勤奋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自己还是懒散,“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因为在勤奋、持之以恒、吃苦耐劳方面我从小就不太出色。吃苦耐劳方面,一个月的表现是不错的,两个月也是不错的,但是三个月就不想做了。但是,企业需要的是一次长跑,要我跑200米、500米、800米问题不大,最后到1500米就有点勉强了。”不过绿城的员工却说,老板的勤奋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有一年的员工考评大会,宋卫平坚持七天七夜,亲自向对他述职的员工提问题。他外表看起来人高马大,实则心细如发,喜欢快速地把事情做到完美的程度,甚至员工用纸杯当烟灰缸这样的小事,在他面前都有可能受到批评,因为这样给客人用不礼貌、不周到也不环保……“他就是一个劳心的人”。

对于绿城一直令人担忧的高负债率,也许用宋卫平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可以解释。他说就像他下棋的风格一样,他做事会有点冒,不太喜欢保守。曾经有人评价杭州人,说这个在南宋曾经成为国都的城市,在那个时候被南下的河南人带进了一点彪悍的作风。这一点从许多著名的浙江商人身上——比如鲁冠球、马云、宗庆后——似乎都能看出来。与外界所想象的浙江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文弱印象相反,这些平时最喜欢讲文化、讲价值观的商人,在做事方式上,却往往十分硬朗。宋卫平和他们是一样的。

2003年,宋卫平的“反黑哨事件”,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当一切都时过境迁,宋卫平当时说的一句话在现在看来分外令人感慨——他说:“对我而言,我将来更愿意去做一个老师,或者去做一个和尚。我认为做商人尤其是做充满铜臭味的商人,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不吃苦头是无法感知的。”

即便是在现在,在这个特殊敏感的时间里,当这个号称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扯起“不降价”大旗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宋卫平从不否认自己是商人,只是他一直在尽力超脱作为一个商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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