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这本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现在所有人谈论最多的却是，冬天就要来了。

三个月前，在盛夏的变奏中，我们已经预知中国经济的脚步势必放缓,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调整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

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华尔街投行构建的大厦顷刻间就化为乌有,而危机尚未结束。即使美国政府抛出了8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即使新的救助行动已在酝酿中,还是没有人敢断言,危机将在何时见底,调整又可能持续多久。

全世界对中国的乐观情绪也正在被新的现实打破。曾经的“脱钩”论看来还是太过乐观。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全球经济危机叠加中国经济下滑周期，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到9.9%，已经连续5个季度下降，这也可能预示着，过去30年中国以“人口红利”换来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就此走向终结。

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雄霸天下的美国金融业模式。金融虚拟化超过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管制的极限，美国依靠全世界资金链囤积的财富超过产业升级速度的极限，国内过热的发展超过了资源和环境承受的临界点。

泡泡吹得过大的时候，总有崩溃的那一刻，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飘然而至。现在人们开始批判资本的贪婪，开始反省政府监管的缺位，开始呼唤一个新的金融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里美国不再是绝对权威，世界经济体将会重排座次——不管你觉得这多么遥远，但人们都感觉到，仅仅依赖和模仿美国是危险的,他们希望看到某种改变，甚至也会着力推动这种变化。

如果没有这一场源自华尔街的危机,也许还要一段时间，中国才会感受到刻骨的伤痛。原材料价格的提升、人民币汇率持续三年多的单边升值、《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些看来并不相干的因素，最终一起印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赖以赢得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企业大面积非正常死亡，似乎已经昭示了我们可能面对的命运。本来我们指望这一切可以来得晚一些，这样我们也许有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当然,也许我们依然得过且过,直到这一切都无可避免。

也许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如果过去三年人民币升值速度不是那么快，如果我们不是在过去一年中摇摆于保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之间，如果中国不是恰好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又赶上了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企业的日子是否可以好过一些?或者至少比现在身处的环境要好一些?

经过已成历史,历史无法假设。而且，该来的始终要来。我们已经不得不选择,无论是世界或者中国，大企业还是小公司，我们问自己：谁将死去？谁将留下？谁将蜕变？谁会生存？

如何保卫中国经济,如何在这个动荡的周期中自处,而不滑入一个更深的泥潭，如何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主动权？我们确实不是救世主,但我们也不希望总是成为被动的跟随者，不希望自己付出更多而获得太少。

没有人否认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从粗放的增长到集约式增长，从低成本到高附加值，过去五年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承受更多痛苦:大批企业倒闭，更多人失业，和一个三年左右的新紧缩时代?

中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只是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换来转型的成功?而且，这些代价是否一定要中国企业承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否真的只应该袖手旁观,就像一些经济学者所说的那样，让市场自身去调节。这种转型之于政府,难道不意味着对自己角色的重估？如果政府始终不能放弃本该归于市场的权力，转型的痛苦就会变本加厉。

这同样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这一段中国经济史可能远不如前30年光彩夺目，对于未来30年，却注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这确实是一个涅槃的时代，需要投身于火的勇气，也需要穿越时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