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专栏作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韦森

在一个扑朔迷离的国际金融经济环境和相对严峻的国内宏观经济格局中，政府的宏观决策层如何做才合宜？笔者认为，阻止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似宜启动以大幅度减税为主轴的财政政策。

不能仅靠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前，在流动性仍充裕的情况下（我们经济体中，广义货币供应量M2高达45.29万亿元，大致相当于GDP总量的160%），降息和降低银行准备金率这类货币政策将收效甚微。

要认识到这一点，关键要认识在经济全球化、货币收支电子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虚拟化、国际之间资本流动瞬间化的网络信息时代，金融资产与货币资产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且二者之间的转换只是瞬间的事。在此条件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及凯恩斯主义的通胀理论，似乎无法再能解释当今社会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胀、通缩现象了。

固守经典的货币数量论，可能已不能解释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仍可能出现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全面下落，或言“通缩”这一宏观现象；也无法理解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采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可能是无效的。

换言之，再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理解或解释中国的通胀、通缩现象，将是一种现代的“刻舟求剑”。在经济体内，企业和个人存款巨大、流动性充裕、外汇储备仍在积累的情况下，若仅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如果说不是“开错了药方，下错了药”，至少结果可能是“急惊风撞着个慢郎中”。

继续减税启动内需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当下格局中，如果企求用稍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确保经济增速不快速下滑的政策变量是无效的或收效甚微，那么，政府不得不考虑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势和动力。

然而必须强调，从中国目前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我们强调宽松的财政政策，绝非指政府一方面无限制地征税，另一方面无节制地乱花钱。当前最合宜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应是大幅减税。

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大幅度减税。

尽管减税不像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那样对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但可以把蕴生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源和财力真正还于民间，进而逐渐恢复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最后才能从根本上重振国内投资和启动内需。

另外，在目前中国政府财力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加快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并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公正地运作，让人们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

虽然看来这些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联系，但考虑到人们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中起着深层作用，恰恰这些改革是未来中国启动内需的原初的影响因素。

当然，以减税为主要杠杆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迫使政府再度回到赤字财政。然而，在目前有些险恶的国际经济环境，甚至有些潜在危险的国内宏观经济格局下，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也许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必过度恐慌

综合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增长虚拟化、货币收支电子化、国际资本流动瞬间化的“新四化”特征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该说，全球经济走向如1929~1933年那样的世界性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的虚拟化中，金融资产膨胀和实体部门不断增长，在金融动荡中资产蒸发，且在虚拟化中调整和衰颓。这对实体经济无疑有些影响，但不会太严重。

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在当今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对高度倚靠外贸出口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导致中国可能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不景气，而进入一个宏观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慢通道。

尽管如此，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的现实格局，使中国在当今世界大国的竞争和博弈中，处在相对不太坏的位置。在此情况下，认识不到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暗流是危险的，把握不准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更会加大这种危险。

然而，在目前全球经济前景扑朔迷离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态势中，也没必要过度恐慌。网络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自发演进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由于一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产生导致的国际金融体系出现的严重功能障碍，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总能够，且必定会适应性地在竞争及合作的博弈中加以解决。

风暴过后，乌云会散去，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会阳光灿烂。

经济决策者判断要慎重

最后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反躬自省。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历来危险；经济学家不预测未来，若经济有危险，危险会仍然在那里，但至少不会加大危险。然而，如果有经济学家误判了未来，且影响了一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并改变了其演变走向，往往会产生一种危险的增大效应。

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信息网络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往往会让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学习成本。

譬如，对像中国这样一个GDP总量超过25万亿元的巨大经济体来说，若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误判了经济的基本面和潜在走势，其危险和损失将不仅是用千亿、万亿来计算的数字了，而可能牵涉到一国经济未来何去何从，以及在世界大国的博弈中成败与否的长期发展路径问题。

因此，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中，容不得那些影响中国宏观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一再误判和政府决策层的宏观政策连连失误和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