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专栏作家：英国《经济学人》专论  李剑/译

证券化给更多的银行带来了负面影响的时候，市场监管者们也不得不应对很多突发危机。比如曾经在垃圾债券市场独占鳌头的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破产，还有由于一个不道德的交易员导致的英国巴林银行(Baring Brothers)损失惨重的事件等等。

但这些都被视为是管理失误或是欺诈的个体案例，而不是系统性问题的表现。

甚至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的储蓄借贷危机（savings and loan crisis），这个发生在放松管制初期的危机，由于政府拯救计划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得以平息，而没有人将其视为金融系统出了问题。

规避监管酿成危机

当这些事情出现后，一些政府并没有质疑放松管制原则的合理性，而是重新设计了监管结构。英国在1997年推出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将银行监管任务从英格兰央行手中夺走，旨在建立一个单一的监管实体。

而在美国，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各州保险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共同承担这些监管责任。

在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下，监管机构也的确尝试了实施更为基本的条例来监管银行体系。巴塞尔协定第一版出现在1988年，设立了最低资本金标准。由于资产和负债之间的不匹配，银行一直都是金融系统中薄弱的一环。

银行的资产通常是对公司或个人的长期贷款,但是银行的负债却是消费者及投资人的短期存款，这些存款当然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被取走。

因此银行挤兑是很难抵御的，这是由于银行不可能很快将资产变成现钱。更为糟糕的是，如果银行要将其资产变现，相应的就需要借款人还款，而这又会导致破产和失业的发生，令经济陷入混乱。

然而，巴塞尔协议的设计是为了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即大额贷款人出现违约。这个协议要求银行要另外放置一笔资金，以防这种事件发生。但是由于资金闲置的费用太高，银行就找寻各种在规则之内的方法，来将资产转移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外。

其中，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方法。而包含有许多次级抵押贷款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则是另外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将借款人违约风险割除，即通过诸如美国国际集团（AIG）之类的保险公司担保的信用违约互换债券（CDSs)。当市场崩盘时，这些资产可能会被迫回到资产负债表账面，而这是造成如今危机的首要原因。

政府鼓励风险加大危机

不要错误地认为如果是政客而不是银行家在控制，金融决策会变得更加审慎。实际上，政客们曾经鼓励银行发行风险更大的贷款。

这在美国更是证据确凿，美国从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令（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开始，各种措施都要求银行满足“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然而在实践当中，这是一个社会福利政策：它意味着向穷人贷出更多款项。房利美（Fannie Mae）及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个美国政府资助的房贷市场巨头就是受到鼓励，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范围更广的对贷款进行担保的机构。

接下来的情况是，美国房屋拥有者的比例在持续攀升。但是更多的买主意味着更高的房价，使得穷人更加不容易承担这些房屋贷款，并且使得贷款标准变得更加不严谨。在这个时候，次贷危机的种子已经撒下，因为新的资产证券化工具使得银行能够发放这些贷款，并且能够更快的卸下这些贷款包袱。

起初，房屋拥有者数量的增长与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借款一样被视为放松管制的良性后果。监管机构对这种刺激消费需求拍手称快。

也许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政府机构还可能会担心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带来的影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发生重大变化，并且中国和印度在上个世纪末期带来的冲击使得名义通胀指数处于低位，而开放的资本市场及亚洲储蓄使得外部赤字很容易得到融资。

另外，那些有着大型金融中心的国家也很欢迎这些金融创新，这些银行的收益能够扩大他们的税收。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没有监管机构对金融行业更严格审视的激励。对于美国以及英国的政党来说，可以从金融家手里接受了大量金钱捐赠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种自由化是各种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放松管制也提供了选民所想要的，例如廉价贷款等。每个实现了的金融创新都成为投机的对象，并且还有廉价货币为其助力。银行家及交易员总是比监管机构超前一步，这一点是监管机构下一次需要学习的。

但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人们也许很容易忘记自由化也有好的结果：使房主以及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放松管制对经济增长也有着贡献。现在看来，放松管制也许不是过去30年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功高于过。而新的、受到管制的世界会是良性的吗？当然也值得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