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美国财长保尔森近日宣布，救市资金将不再被用于收购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会被主要投放于消费信贷领域，以刺激疲弱不振的美国消费市场。

与美国同行将焦点放到刺激消费终端、寄希望于市场需求拉动相比，我们的救市钱行政气息更浓，通过把钱砸向一个个具体的大项目以期立马见功的心情更为急迫。

是美国人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还是我们对市场更缺乏信心，这是一个无法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因为这场救市赛局刚刚开始，哪一种方式效果更佳，尚需实践的检验。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与前几年面对各地如脱缰之马的发展势头，为了给经济降温而在货币、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调控之间举棋不定、左支右绌之状相比，各部委此番在落实成千上万亿的投资计划时显得更为得心应手，无论是项目审批，资金落实，还是组织实施，均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充分显现了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所在领域业务的娴熟，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压抑的主动充当投资者的快感。

政府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近年来人们在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时经常脱口而出的金科玉律，然而从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实践和眼下热火朝天的情势来看，中国政府显然更愿意当运动员，也更善于当运动员。面对发改委门前再度熙来攘往的要项目、争投资的地方游说团，那些曾经大声疾呼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人们难免五味杂陈。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在心生感慨一声叹息之余，更应平心静气对此一市场与政府纠缠不清的局面的形成进行分析，庶几能从观念和现实的谬误中觅出一条生路来。

这次为保增长而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其逻辑前提是大力拉动内需，而之所以要拉动内需，是因为外需不振，国际市场靠不住了。在我们探讨部门主导型项目投资制是不是拉动内需的最佳方式之前，不妨先探究中国经济为何身陷如此的内外需失衡。

内需长期不振的种种根源已经被人们阐述殆尽，诸如社保医保体系不健全令国民消费信心不足，财富分配不合理令百姓无钱可花，服务业不发达无法有效带动需求等等都不无道理。面临如此情势，企业选择为有利可图的外国订单打工自然无可厚非。那么接下来哪些因素又扭曲性强化了这一趋势呢？有人归之于市场的盲从，进而认为这是市场不能被充分信任的“罪状”之一。

然而，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恰恰是政府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人为扭曲，令中国经济在“媚外”之途上越走越远。人民币迟迟不升值，以及各种资源无法按市场需求定价而被人为压低，都令外向型企业的成本无法得到真实体现，市场也无从通过价格机制发挥汰弱留强的功能，从而令这一领域的产能过剩日甚一日，一旦外部局势出现风吹草动，其脆弱性便一览无遗。而外向型企业的高劳动密集度，又令与之相关的就业显得形势逼人，无形中加大了政府拉动内需的压力和各部门赤膊上阵保增长的紧迫感。

在这踩刹车与踩油门的急速转换间，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几乎被消灭于无形，而市场力量的削弱，意味着市场调控空间的收缩，其让渡出的地盘则令中央与地方间行政博弈的空间加大，无论是调控期间的抗命不遵，还是保增长时刻的跑部进京，有形之手都在漫天飞舞。

这种博弈反过来又给宏观经济的走向添加了不确定性，在人们汲汲于央地财权事权边界的讨价还价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价格机制对企业决策的引导作用都被束之高阁，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游说和谈判能力。在这种机制下确定的项目，在拉动当期的增长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效益的恶果，人们可拭目以待——毕竟我们不是第一次大规模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