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专栏作家：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减速，带给中国经济许多不利影响。

国内经济界对这些不利影响的认识也已达成共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在积极进行中。但应更加全面地看待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这场危机对各国经济都提出了挑战，对中国经济而言，更是提供了进行调整的重要机遇。结合近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的任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带给中国的三个正面效应。

缓解通胀压力

一个重要的正面效应是，金融危机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通胀压力。

2008年上半年，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超过8%，且一度显现持续攀升的迹象，通胀成为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代价。

一年多来，国内通胀走势中显然存在国际因素。如果支撑通胀的国际因素继续存在并走强，那么旨在抑制通胀的国内政策力度就会提高许多。

幸而，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国际市场环境的剧变，短期内极大缓和了全球通胀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促成了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这个新的国际背景给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带来了更大空间。

避免“货币升值综合征”

金融危机帮助中国避免了“货币升值综合征”。“货币升值综合征”是国外学者对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的概括，此前的说法为“日元升值综合征”。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日元在出现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后，面临不断升值的压力，而在日元逐步升值的背景下，贸易顺差继续存在，从而出现货币升值与贸易顺差长久并存的局面。

另一方面，货币升值预期伴随着本国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二者相互促进、加强，导致本国资产价格暴涨，包括土地价格、房屋价格、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暴涨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经济显然不可持续。当泡沫破灭，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生存性和经济增长的活力将受到严重冲击，随后不得不面临长期性的艰难调整。

很多观察者意识到，近年来的中国经济与20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也可能面临“货币升值综合征”的难题。

2007年前后，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逐渐上升的同时，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同时，国内房价、股价一路高升，在这个过程中，国内金融体系也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且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看到，大量国际资金通过多种渠道流入。这些情况都表明对“货币升值综合征”的担忧有明显道理。

若没有外力因素，单靠本国政府的政策应对这种复杂局面，是有很大难度的。现在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局势的影响，国内资产市场上的预期也有弱化或进一步弱化的表现。这看上去是不好的事情，但联系到上述情况，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果“货币升值综合征”包含许多环节，其中一些环节显然因为这种预期的转折而被阻断。也就是说，“综合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上帮助了政策调整。

当然也应看到，近期国内房价及股市波动有值得关注的特别问题，尤其是波动的剧烈程度。变动方向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不等于程度上的变化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利于转变经济格局

或许金融危机带来的更重要的正面效应是，以外力促使中国转变过多依靠外部市场的经济格局。以美元计算的我国商品出口额，在前几年的年增长率都在25%以上，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该增长率在2008年会有所下降，但也会达到20%。这些数字都是同期GDP实际增长率的两倍。出口增长率超过国内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在我国已存在很长时期。

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我国显然还需大力发展出口贸易，继续促使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但我们也应看到，不能指望在未来，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会像过去那么大，即不应指望出口增长速度继续维持在每年20%，甚至25%以上。

设想未来5~10年按平衡型贸易增长，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8%~9%。平衡型的贸易增长意味着按不变汇率计算商品出口额。考虑到美元计价单位的变动，按美元计算的商品出口额增长速度可略高于这个水平，例如在10%~12%间。这样，当前出口增长率显然算高的。

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会使出口部门吸收的新就业人数减少，甚至还会在技术升级的背景下减少就业人数，因而对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就业带来压力。应该说，这种压力是自然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正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所需要的。

认识上述几个问题，对我们形成新的对策思路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仍用旧的目光看新问题，沿用旧的思维推出政策对策，很可能继续维护旧的经济结构。显然，当前应该做的事是利用当前机遇推动转向新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