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黄荭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现代女权运动的奠基者，萨特的终身伴侣。1949年她出版的《第二性》被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波伏瓦和萨特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必然”的爱情也染上了传奇的色彩。为纪念波伏瓦诞辰100周年，今年11月10-13日，南京大学法语系、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法国大使馆文化处联合主办了“波伏瓦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在研讨会期间采访了前来参会的波伏瓦生前好友玛德莱娜·戈贝尔女士。
玛德莱娜·戈贝尔，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处长，此前曾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执教并在加拿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兼职。15岁那年，她写信给波伏瓦，得到了波伏瓦的关怀和指点。18岁那年她只身前往巴黎看望波伏瓦，从此走进了萨特-波伏瓦的圈子，与波伏瓦保持了30年的友谊，直至1986年波伏瓦去世。1967年，玛德莱娜·戈贝尔在《现代》杂志资深记者克洛德·朗兹曼的协助下为加拿大广播电台拍摄了三部片长一小时的关于萨特-波伏瓦的资料片，一部是《双人像》（关于萨特和波伏瓦及他们周围的人），另两部分别是《萨特专访》和《波伏瓦专访》。
黄荭：今年7月14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会已经组织举办过一场 “纪念西蒙娜·德·波伏瓦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海译文出版社也邀请了国内知名译者重新翻译或再版波伏瓦作品，明年年初将首批推出 《名士风流》、《女宾》、《模糊性的道德》、《告别的仪式》、《独白》、《要焚毁萨德吗？》和首个直接从法文译过来的《第二性》的全译本。
戈贝尔：波伏瓦的作品到处都在再版和译介。2009年《第二性》出版60周年之际，新的英文版《第二性》也将问世，仅2008这一年，我们就看到至少有六本波伏瓦传记出版。我的好朋友达妮埃尔·萨乐娜芙创作的《战斗的海狸》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本，该书刚获今年的“欧洲文学奖”。
黄荭：《战斗的海狸》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中文里倒是有个词可以比较合适地去界定它：“评传”。在书中，萨乐娜芙试图从波伏瓦自身的多个文本出发去重新描绘海狸之所以成为海狸的路径，波伏瓦选择了写作，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中国已经买下版权目前正在赶译，明年春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戈贝尔：勾起我无限缅怀的一本书。仿佛我又回到了跟海狸一起去花神咖啡馆，下午四点陪她去萨特家写作的年代……
黄荭：你是怎么结识波伏瓦并成为她的忘年交的？
戈贝尔：我出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母都是法国移民，那时候我的家乡还非常保守闭塞，尤其是在加拿大的法语区，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虔信宗教的传统家庭。比如母亲早上把我们叫醒后一定要说 “感谢上帝”，而我们也必须回答“感谢上帝”。在茫茫雪原的寂静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中，我开始阅读波伏瓦的作品，当时还很小，十三四岁的样子。从小我就对“自由”情有独钟，也找到了属于我的“自由之路”——文学和阅读。书籍让我们升华，变得崇高。我当时就很清醒地意识到惟一可以拯救我的就是赋予我力量和想象的阅读。我的朋友达妮埃尔说过：“没有书籍，所有的人生都是平庸的人生。”对阅读的热爱成了我和波伏瓦日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的共同秘密。
黄荭：据说十五岁那年，你给她写了信……
戈贝尔：是的。当时我读萨特的书，《恶心》、《墙》、《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也读波伏瓦的书，《女宾》、《人都是要死的》、《第二性》。《第二性》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年龄的差别，什么是女孩，什么是女人，母亲，祖母。很吸引人的书，对我而言不啻为一种“启示”，可能当时很多年轻姑娘和已婚妇女在阅读此书的时候都有同感，“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我给出版波伏瓦作品的伽利马出版社写了信，这就好像朝汪洋大海里扔了一个装了求救信的玻璃瓶，她给我回了信，我“得救”了！
黄荭：于是巴黎，尤其是萨特、波伏瓦经常出入的圣日尔曼德普雷就成了你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戈贝尔：“巴黎神话”对我们这批五十年代生活在加拿大冰天雪地和精神荒漠里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抵挡不住的诱惑。巴黎战后急于忘记苦难、急于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他们出入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的酒吧间、歌舞厅，他们听爵士乐，听鲍里斯·维昂的萨克斯风，听朱丽叶·格蕾科的情歌，同时他们也读萨特。他们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揣着一本《存在和虚无》在大街上晃荡。我当时常常从图书馆里借书看，手里捧着 《存在与虚无》、《恶心》、《名士风流》、《人都是要死的》……还有纪德、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天天梦想着走出这片雪原，去法国、去巴黎，去波伏瓦常去的“双叟”“花神”咖啡馆喝茶。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德·尚达尔先生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说我读萨特的书，读波伏瓦的书，还有纪德的书，这些书当时都是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伤风败俗”的禁书。他跟我母亲说照此以往，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大学的学业。那天傍晚我回到家，母亲一把夺过我捧在手上的书，一股脑全扔到壁炉里烧了。我弟弟妹妹都吓哭了，我懵了，同时也很气愤。我父亲是个明智、儒雅的人，这天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聪明人可以暗地里做很多事情，你应该学聪明点，那些书你可以在运河边、在图书馆里看，没必要招摇过市地把它们带回家，带到你母亲眼皮底下来。”这就是聪明的父亲给女儿的聪明建议，有点像莫里哀戏剧《伪君子》里的达尔丢夫，当他勾引欧米尔的时候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犯罪不叫犯罪，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
黄荭：变聪明的你于是一直偷偷读禁书，一直保持和波伏瓦的通信，直到18岁那年，你终于到了法国，第一次见到了波伏瓦，当然还有萨特。
戈贝尔：那是1958年5月，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我被选中去当向导。第一个周末我就坐上火车去了巴黎。我按响她家的门铃，她亲自开的门，我说：“我来了！”她大笑，我觉得她很美，五十岁，很经典的轮廓，梳着发髻，纹丝不乱，有点东方的温婉。萨特也说他爱她是因为她的美丽，当然不只是因为美丽。随后是我和她一生矢志不渝的友谊。建立在书本、阅读上的友谊。我们都是“大书虫”（用法语说是“图书馆的老鼠”），常常互相给对方推荐书看，有点像玩读书竞赛的游戏，看谁读得快，读完就一起交流心得、点评作品。波伏瓦和萨特都有很多优点，善良、忠诚、慷慨，他们帮助过很多人，也介绍我认识了他们的朋友，从此我走进了“萨特-波伏瓦的圈子”。
黄荭：我知道你在60年代为加拿大广播电台做了很多法国名人专访，像萨特、波伏瓦，还有他们的朋友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吉罗、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莱里斯……你也为很多媒体如 《多伦多之星》、《新观察家》、《潮流》、《花花公子》、《巴黎评论》等写过大量的报道。这和他们对你的影响是不是都有密切的关系？
戈贝尔：是的。记得有一天，波伏瓦对我说：“萨特觉得你在巴黎要比在渥太华更幸福，萨特近来的戏剧很挣钱，我们可以资助你在巴黎生活几年。”我大叫：“不，海狸（我这样称呼她，和萨特一样），我不能！我可是读《第二性》长大的！”自由的前提是能够经济独立，女人首先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我很喜欢法国，尽管每次不得不离开巴黎的时候我都愁肠百结！我回到加拿大继续深造，做了博士论文，成了卡尔顿大学的年轻老师。六十年代，我一边教书，一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波伏瓦、萨特常常介绍身边的朋友跟我做访谈，我挣的钱足够我每个夏天飞去巴黎小住，回到他们身边），同时我也有幸在电台和电视上谈论文学，因为我伟大的祖国当时正处在一个人们所谓的 “平静革命”的年代，正在向世界开放。
黄荭：就在这时候，你产生了给萨特、波伏瓦拍摄影片的念头，他们是不是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呢？
戈贝尔：他们说只要这些影片能让我挣到足够来巴黎的钱，那他们就很乐意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的拍摄。于是，1967年，我拍摄了三部关于他们的影片，每部都是一小时，一部是《双人像》，一部是萨特专访，一部是波伏瓦专访。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他们请了资深记者克洛德·朗兹曼来协助我一道采访，朗兹曼是波伏瓦的最后一个情人 （当时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但偶尔在影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两个温情脉脉的眼神交流），也是后来长达9小时的揭露纳粹屠犹的影片《浩劫》的导演。
黄荭：2006年你携片来中国巡回演讲，当时放的就是《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双人像》，我们在片中第一次看到《现代》杂志的编辑部，看到萨特弹钢琴，看到萨特的母亲、养女，看到这对文字情侣肩并肩坐在书桌前写作，烟抽得很凶。
戈贝尔：这是影片中我最喜欢也最让我感动的画面，现在有些“波伏瓦迷”和“萨特迷”势不两立，力图彻底否定两人在创作中的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是非常可笑也是非常可悲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是新浪潮的年代，我们肩上扛着摄像机可以在巴黎满大街拍摄，在饭店，在花神咖啡馆，在报摊，在萨特母亲家里……
黄荭：黑白片的纯粹和人物特写的触目惊心。除了《双人像》，你和朗兹曼还对萨特和波伏瓦分别做了一小时的专访，你这次来华是不是要给中国观众播映《波伏瓦专访》呢？
戈贝尔：是的，这次我要在南京、上海、西安、北京的多所大学和法语联盟、文化中心播映。观看这部影片时我要特别提醒观众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部资料片是四十一年前拍摄的，当时世界上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呢？那是冷战时期。1967年也是越战时期，波伏瓦和萨特都参加了罗素法庭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所犯下罪行的控诉。当时，让波伏瓦大受震动并曾激起她强烈抗议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结束。这也是引起法国社会无数变革、动荡的1968年五月风暴的前一年。但法国妇女解放运动还不明显，要等到几年后才在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蓬勃发展起来。
黄荭：1967年波伏瓦已经处在荣誉的巅峰。她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回忆录的三部巨著 《闺中淑女回忆录》、《盛年》和《时势的力量》，还有描写她母亲去世的书《宁静而亡》……
戈贝尔：萨特认为《宁静而亡》是波伏瓦写得最好的书，我本人也很喜欢这本书，死亡是一个萦绕不去的哲学命题。波伏瓦的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在回忆录的第三卷，1964年出版的《时势的力量》的最后，她写了著名的一句话：“我受骗了。”有一部分读者很震惊，至少很困惑。她的意思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错了，虚度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问她这个问题。她要如何解释她是快乐的，但同时又时刻受到时光的流逝、偶然、衰老、死亡的觊觎？波伏瓦勇敢而坦诚的回答了这些问题。她说她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因为她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童年梦想，她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年少的梦想。”但人之所以会感到怅然若失，那是因为当回顾往昔，总会发现过去的生活并不能任由你握在手里，仔细端详，它已经不再属于你。而未来，小时候未来是无限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无限在慢慢变得具体，最后变成了极其有限的未来，大限将至，谁都会有一种受骗、挫败的感觉，因为黎明的许诺只是黄昏的暮色熹微。
黄荭：波伏瓦当时才五十九岁，在今天看来还属于老当益壮的年龄，为什么会有这么苍老的感悟呢？
戈贝尔：有一天她跟我提起被“存在的空虚”所侵袭的人生。或许这是一种作品已经写完、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感觉，她认为五十九岁的自己已经苍老了，不可能再有爱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出去远足露营，感觉体力不支，记忆力退化。这是一种心理年龄暗示，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依然是她美丽而自信的脸庞，穿着一件素雅的白色有银色条纹的高领毛衣，白色蕾丝花边的袜子，涂着指甲油，手势极富表现力。她是个腼腆的人，说话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难以模仿。她说话有种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风格，她过去是个教师，她说话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而坚定。
黄荭：波伏瓦对当时法国及其世界各地的女性的处境怎么看？
戈贝尔：这也是这部访谈片的一个主题。当时女性的处境跟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949年波伏瓦发表了《第二性》，被誉为“女权圣经”而广为流传，但她的书并没有产生她所期望的巨大影响。1967年她的印象是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波伏瓦认为妇女境遇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得到根本改变，她还没有预料到70年代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自觉的女权斗争，女性要求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通过了重要的允许避孕和流产的法律。她一直忠于自己的主要命题，认为只有通过工作，女性才能实现自我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