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安励志论坛——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民生
2008年09月25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3教室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2008年中国平安励志论坛，我是《经济观察报》品牌总监张瑾，有幸担任本场活动的主持人，与到场的同学、老师以及嘉宾共同探讨关于后奥运经济与民生的论题。
本次活动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经济观察报与和讯网共同主办，同时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教授，《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品牌宣传部副总经理李金苗先生，经济观察报副社长陈辉先生。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
中国平安励志论坛共设五场，分别在全国五所著名高校举办。今天的活动已经是2008年的第三场巡讲了。4月份，我们曾与南开大学的学生们围绕当代“大学生就业到底难不难？”的议题进行探讨，感受到学子们面对就业危机与时机的彷徨。5月份，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特邀中外企业中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力资源专家，从本土与外资企业的不同环境说起，探讨两者在企业文化、人才培养、管理理念、薪酬体系等方面的差异性，助力当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之路。
到了9月份，我们刚刚经历了奥运的洗礼，还沉浸在奥运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之中。在如潮的激情过后，我们日渐清醒和冷静，想要以更从容、更成熟的国民心态对待奥运留给我们的诸多问题。这也是当今众多学者、媒体与企业共同肩负的任务，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平安励志论坛的主办单位。
作为连续7年获得“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殊荣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与经济观察报社、和讯网和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发起了这样一个关注青年学生的活动——“中国平安励志论坛”。关注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聆听大学生的声音并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在活动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欢迎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品牌宣传部副总经理李金苗先生为活动致辞，有请李总。
李金苗：有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因为珠海刮台风，所以，我们原定的人员没有过来，他其实特别想过来。
尊敬的武院长、新院长、陈社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中国平安励志论坛。今天非常荣幸在北大的讲台就这个话题进行交流。
北大作为新闻中心和五四的策源地，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刚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成长和发展的动力。随着后奥运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将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学者、企业关心的话题，也是北大学子们关心的话题。
作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一员，平安也非常乐意从企业的角度跟各位分享平安的观点。在论坛开始之前，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平安励志论坛。平安励志论坛是由平安集团与《经济观察报》共同发起的话题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在南开、复旦围绕大学生择业与就业的话题进行讨论。北大活动结束之后，还将在武大和西南财大进行。我们把每个月网上最为关心的经济话题，作为每期经济论坛的主题。邀请行业专家、社会名流等就热点话题行业研究等进行论辩。通过网络媒体进行线上图文直播。
励志论坛也是平安主办的中国系列活动之一，作为中国平安进行企业重要的社会公益活动，这个计划连续举办了五年，搭建起专家、学者、优秀学子间的对话平台。另外一方面，通过论文选的评选，鼓励在校的大学生积极研究参与学术的创新。为中国金融的突破和学术实践，来自国务院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等20多所知名研究机构和学者、教授受邀成为了专家评委，一致认可励志计划论文奖的权威性。是为了鼓励青年学子们积极向上，潜心钻研，活动举办至今，已经有20多位学子赢得了重金奖励，在国内属于较高额度的。共同投入45万元，评奖在区分专业奖的同时，还区分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个活动每年都有北大的学子参加，都获得了较好的名次。我们欢迎更多的北大的同学参与进来，为我们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励志计划正在走向成熟。我们有贵校的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的参与，以及孙吉详（音译）教授，2008年励志计划成立了中国平安励志奖学金，鼓励学生发愤图强，报销国家。我们还设了其他的奖项，现在奖学金的申请已经开始，欢迎大家向校方查询。
中国平安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懈投入和承担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校园公益，开展公益活动，担负社会责任。
各位同学，长存凌云志、胸怀大未来是平安论坛的主旨，你们的创新精神，承担责任的勇气与民主的未来息息相关。今晚的论坛我们热烈期待你们的参与，让我们一起问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总。
感谢武教授。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成人礼”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确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站。那么，这样一个恢弘的历史时刻，究竟在这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起到怎样的承接作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老师的分析。
新望：中国平安的李总好，武院长好，我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最早的时候，主持人安排的题目是后奥运经济的走向，我想这个题目可能更多的要由武院长来解读这样的问题。
我们报纸是专业财经报纸，对宏观经济走势一直在关注。但是我本人觉得谈宏观经济是有点心里没谱。宏观经济很多股民和很多投资房地产的人都很关心。我本人也是炒一点股票，也是套牢了，下半年的经济怎么走，上半年是过热，下半年提出防衰退。感觉没谱，宏观经济的走势十人十个说法。现在是叫做华尔街风暴也罢，叫做美国的金融危机也罢，危机已经开始了，也波及到中国。
我们也接触到一些经济学家谈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危机还没有结束，危机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已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对这次危机的预测当中有了发言权。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在讲，四年前我就预测美国要有大的金融危机，现在终于爆发了。这样的预测经济学家还有不少。我感觉到有点事后诸葛亮，事前的预测都是听不到确凿的说法。
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走势，短期我不敢讲，如果从中长期来看，会保持一定速度的发展。像北大林毅夫教授预测的，在203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我本人是悲观主义的预测者，我认为中国经济高超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体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累计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些爆发性甚至是崩溃性的现象出现。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学家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利用这样的机会呼吁改革，把体制性的问题理顺，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健康、平稳地发展。
我觉得理解当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转型中的后发大国。如果要定义中国的话，这句话是比较简短，而且是确切的对当前中国国情的概括。转型中的后发大国，关键的字是六个，一个是转型，一个是后发，再一个是大国。所以，我们学习经济学，光华管理学院在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的时候，这六个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从不同侧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后发问题，研究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习，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利用发展经济学来应对发展中的问题，这是侧重点。还有一些专家是研究转型中的问题，像张维迎教授。中国的改革就是转型，转型、转轨。我们在国际上是一个后发国家，同时是一个转轨国家。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包括社会体制纯粹是改革。
我们中国不是普通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有自己特殊的战略。这方面清华大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有的教授都有很多专门的研究。
我重点讲一下转型，讲一下改革。到了年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我们的报纸也在讨论，这三十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是不是而立之年？三十年。后三十年怎么走？当年我记得小平同志讲中国的改革要进行五十年，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年。有可能中国的改革还是要持续到2030年或者是2030年之后，今后怎么走？我觉得在今年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今后的三十周年怎么走。从而立之年到成年的国家下一步怎么办。
我最近接触到不同的学术团体，不同的机构都在筹备今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我觉得可能得出的结论会很不一样。因为评价这三十年，很可能牵扯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由这两个三十年可能需要推导出、提出今后三十年怎么走。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种分歧之大。我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件事情，写了一个采访稿，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同时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年代人群比较淡漠，上车都是挤座位，没有一个让座位的事情。在这之后，立刻有人修改，在人人自危的边上注了一句。说那个时代人和人的距离才是近距离的，人和人之间也是温暖的。现在说怎么评价前三十年，一种说法是人人自危的年代，还有说法是那三十年是温情的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温暖的。讲到不让座位，马上有人讲前三十年到处是活雷锋，现在的雷锋在哪里？
所以，怎么评价这三十年，所走的路线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这个方向对不对。我觉得在今年年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纪念，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分歧，有不同的纪念方式。我觉得，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机会，把改革的问题继续提出来，继续往前推还是深化改革。
当然，改革这两个字有点滥，我们当年叫革命，叫的时间长了，革命这个词已经被滥用，或者是已经被有一些人解构掉，甚至在有一些地方变成了贬义词或者是灰色词。在地方上或者是有一些领域改革就是自己捞钱，就是自己拿钱，就是利益集团。所以，我们现在从北大的地方，从正面思考一下改革，把改革做点总结，尤其是从经济学家的群体对改革的贡献上，我来讲讲这三十年的改革和我们经济学家群体的关系。
我觉得这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在两条线上推进，一条线是政治路线层面，高层的政治决策。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进行有商品的计划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样的决策层面上，中央不断地通过历届的全国代表大会，尤其是历届的三中全会，我觉得是高层在政治层面对改革的推进。
第二条线我觉得是基层的、民间的、地方的实践。比如说像当年的小岗村，像社会工业区蛇口。还有像苏南的乡镇企业，温州的刘世振等等，这些基层的突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验，成为地方性的局部性的经验，上升为全国的或者是地区性的模式，然后推进改革。
中间还有一条线索，我觉得这条线索可以叫做辅线，就是我们各类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从基础理论上、从国外经验的凭借上，从对改革热点问题的分析上来推进改革。
这三条线路，尤其是前面两条线索是主要线索，学者的这条路线理论上不断地演进，通过争论一步一步往前推，提供理论创新，为改革提供知识。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前两条线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认识。比如说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的决定。包括小平同志对经济改革的一些建议，这是很重要的层面，还有实践层。
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我认为是一条辅线。所以我想有的人尤其是前两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误导中国的改革。这对经济学家的能量估计有点过高了，实际上是高层的政治决策和基层群众的政治实践，这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有人讲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改革，我觉得这都是攻击改革的一种借口。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被新自由主义误导过，这只是停留在教科书上，停留在大学校园里面，我觉得这没有任何影响，影响极小。只不过现在人家攻击改革说，然后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骂自由两个字是最保守的，尤其是带上主语和话，自由主义和自由话这样批评它，没有任何风险。
如果我们要反问一句，假如是新自由主义误导的话，中国特色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这样的理论往哪里放。 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是这样的一些理论。这些年尤其是2005年之后，骂经济学家成为了非常时髦的事情。经济学家在网上被骂得很厉害。当时2005年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大家都在讨伐。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评价经济学家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史”。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结果被新浪网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头条挂了一两天。把我的题目改了，改了“张维迎也对改革有贡献”，意思是连张维迎这样的人对改革也有贡献。网络上尤其是在我们网民当中的年轻人对改革的历史确实是缺乏了解。我一会儿简单地讲讲经济学家具体在哪些领域有所突破。
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误导改革、没有主导改革，但是我觉得经济学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我自己感觉有三代。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学家有三代，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燕芳等等人。他们直接是原来老体制的建设者，同时对老的体制提出了批判、反省、反思，这些人放在国外不承认是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远比别的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像薛暮桥曾经1948年有华北经济学他是那里的负责人。后来国家纪委的副主任，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坚决地抛弃了计划经济。他的反省被经济学家称为是坦克出来的，以前我们的学者是机关枪轻型的武器，所以，他的批判是很厉害的。
第二代经济学家是吴敬琏这样的，对体制也有承上启下的关系。甚至是在机构内，有的人叫做咨询类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包括像高尚全等等60岁、70岁左右的。薛暮桥是自学出身的，这代经济学家受过一些正规的教育，但是受的教育可能是原来的私人教科书的教育。第二代还有很典型的刘国光，本来学的是计划经济学。后来这些人也对计划经济进行了反省，参与到改革的理论当中。
第三代的经济学家就是我们，像周其仁、樊纲、张维迎教授等等一批人，这些人职业化的性质更强，成为了更加专业的经济学者。
我觉得经济学家这些年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主要在六个方面应该为他们记上一笔。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是有功的。如果说有人在骂经济学家，我劝一些年轻人看一点改革的历史，或者说像吴敬链对改革的一些回顾性的文章看一看。看了之后可能就骂得不是那么太理直气壮了。
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说法，后来被放到了网上，被一些人也骂得够呛。我分析了一下，什么人在骂经济学家。什么人在对现在改革现状出了问题，认为是经济出了问题，甚至是不彻底或者是体制性的原因造成的。我分析了一下，网上可能是比较多的网民经常发帖，或者是主持网站的是不是年轻人居多。而且我看有一些比较激烈的网站，可能是大都市里面的比较好的大学，比较好大学里面的一、二年级，尤其是一年级从农村来的小孩比较多。这个分析我是猜测，为什么？因为现在城乡差距非常之大，像中西部。中西部的农村到了东南沿海的大都市，进了同样的班级和学校差距会非常之大，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差距给他了一种刺激和失落，就对现实造成了极大的不满。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一些经济学家，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造成了这样的反差。
他本能地就要怀念，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差距。一般现代人如果思古的时候是现状出了问题，如果思考得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本能地怀旧，但对旧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只是看到了原来的一些口号。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口号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城乡差距，那个时候的贫富差距那代人体会不到。因为社会流动基本上没有通道，我们的高考也是1977年之后是改革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个阶层才有了流动的可能性。使得农村的人有可能到了大都市，而且看到了这样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看改革的时候，对经济学家做评价的时候，应当了解过去，应当讲一讲前三十年是怎么样的，这三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觉得在这样几个方面，六个方面，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经济运行体制。经济运行的体制或者经济运行机制，最核心的争论问题是计划的市场。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上面，经济学家是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争论，这个争论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广东有个经济学家叫做卓君，到文革中期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谷中（音译），已经开始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宋冶方（音译）有一篇文章，1979年发表在杂志上的，必须改革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他当时从固定资产的管理和折旧费的管理上讲体制的问题，但是通过这样把案例已经提出来了。
在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当中，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应当留存到改革的历史上的一些人，我觉得还有刘国光。他在1979年就发表了用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市场的地位、市场调节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述。还有林子里，当时这代经济学家是在1992年前讲的是商品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们看到林子里、刘国光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讲的很多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但是商品经济那个时候就是市场经济。
在80年代，有一个所谓的四君子的说法，有朱佳明、黄岐山等，被称为四君子，这是8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现在看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重要的，很有现实的价值。
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当中，我觉得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院长也是应该记上一笔。在1983年的时候，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钱证明”，这篇文章是一篇小散文。文章不长，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1983年的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当时正在上大学，这篇文章是非常震动的。后来张维迎也为这篇文章吃了一些苦头，当时的研究生院长、处长找他谈话。说党和人民培养你上研究生，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为钱证明。他讲的就是为了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货币经济主张商品经济。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讨论，紧接着有反精神文化的运动，这篇文章是作为反面教材受到了很大的批判。
这些人包括周小川、郭树清、华森，80年代有一个双轨制。张维迎教授、华森教授都是参与者，提出双轨制从不同的方面。张教授讲普通商品的价格可以放开，生产资料可以继续搞计划价格的轨道。华森提出了两个轨道怎么并行操作的办法，当时的决策被中央采纳了。
还有何伟、王姬业（音译），当时在1986年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对我们当时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奠定了最基本的观点。
到了1992年之后，正式提出把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是吴敬链先生提出来的。他当时写过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包括1993年的时候，向中央提过建议，当然这些都是公开发表了。应当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这也是很重要的理论创新。我们原来的劳动力不是叫商品，劳动力不是市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说劳动者是商品，劳动者是主任。现在我们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是从那个时候从理论创新和实践上往前推，这些文章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方面，在计划与市场，我觉得还应该提出来，经济学家不光主张市场经济。同时，还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有道德和法制的。这方面有两篇文章比较重要，一篇是汪丁丁的，1995年写在改革杂志上，叫做“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道德的问题，写这些问题的不光是汪丁丁还有很多，赵晓写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现在三鹿奶粉，包括山西的溃坝等等，不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事，市场经济要建立在一定的信誉的道德基础上。我们的改革开放，我觉得在当初政治上做了很多的平反的时候，我们对十年文革文化上没有做平反和清算。没有做文化观或者是做反思和平反。紧接着我们搞了市场经济，有很多观点是建立在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观之上。所以，我们对市场经济没有文化基础，没有道德基础，出现了今天很多败德的市场经济的事情。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比较早地提出来市场经济要讲法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应该是2000年的市场与法制。计划与市场，或者说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机制的取向或者是模式，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确立，经济学家有很大的贡献，而且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都对这样的目标模式做了论述，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经济学家对改革的贡献从理论上有所创新，或者是把事说清楚的第二个就是所有制改革。我们前面讲的是运行机制的改革，第二条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经济学家也是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像董辅仁（音译）教授，他认为他提出的国有企业要有战略性的调整，要有进有退，国有企业要承担起自己的功能，把这些功能之外的应该放手给非公有制企业，要民营化。这部分经济学家还有官员，还有厉以宁。他在1987年发表的所有制里面国有企业的体制探索现在看都不过时。还有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对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多的理论创新。
经济学家如果讲过改革的时候，在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学家讲所有制改革的时候，都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应该给这类的经济学家记上一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应当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像吴敬链、王珏教授，国计民生是王教授的原标题。还有抓大放小，国计民生是90年代中后期，王珏教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所有制改革像樊纲，尤其是厉以宁先生在2003年提出一个关于非公有制建议的几点建议。当时他是政协委员，这个建议直接促成了当时36条的颁布。
经济学家在运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所有制的改革之后，经济学家对改革的贡献第三部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经济学家动了很大的脑筋，耗费了很多的心血，而且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改革当中的所谓难点和攻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点。
国有企业改革当中，首推老经济学家蒋怡为，这是第一代经济学家，这样的名字很陌生。我到杂志中去参观的时候，重庆歌乐山渣滓洞里面有一张报纸叫做《挺进报》非常简陋的报纸，监狱之间的人穿越的。他的编辑就是蒋怡为，他提出的企业本位路，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生理论。也是因为他在重庆，当时赵紫阳在四川当领导人，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放权是从四川开始。厉以宁教授等提出的股份制的设想。1988年厉老在杂志的第一期写了股份制是明确财产的最好关系。所以，立股份是有来历的。比较早的比较权威的在高层面上论证了股份制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群，像刘伟教授和李峰盛（音译）共同写的改革的范畴，这是比较早的对国有企业改革产权提出了很重要的文章。华少安现在在中央财大的院长，对中小企业的改革，当时所谓的放小，都提出了明确放小。就是1934年前后，对推动当时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对推动乡镇企业的改革，这些文章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
李维安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我觉得在国有企业的研究里面，有一些人包括对改革的一些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商量的话，如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比较大的规范意义或者是起了实质作用的还应该提到郎咸平。他写过一篇文章，讲我们国家的MBO事实上是MBI，这篇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规范，应当说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觉得在改革当中，不同的时期对经济学家要有客观的。像郎咸平可能在改革的其他问题上有商榷的话，那么他国有企业的改制，内部人控制的改制，自己定称、自己做买卖的改制，他提出了批评，而且是深刻的，应该说对规范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像这方面还有高粱，国家发改委改革研究所的高粱教授。他对改革当中的一些不规范方面的批评，我觉得应该是作为很重要的文章给记下来。
经济学家对改革实践的贡献，改革推进方面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应当记上经济学家的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包括像吴小玲、刘尊义，他在1994年写的中国的银行与企业重组的改革与建议，这篇文章对银行改革应当说是起了有一定导火索的作用。
在资本市场的研究当中，还有像诰玺信、易纲，最重要的是应该提到厉以宁教授。厉以宁先生在2001年发展证券市场的16条建议，在2006年财经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应当是对证券市场发表的决策，有的是被直接用来决策，还有像周小川、陈志武，还应该提到陈思维先生，被媒体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提出了资本投资概念。非常具有操作性，甚至是对实践，甚至是对法律的制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个方面是经济学家对改革方面的贡献比较大的是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上。三农问题首推杜若生先生，他曾经是农村改革的起草人之一，后面他的领导下有一个群体，包括现在的王岐山，北大的林逸夫都是在杜老的领导下，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现在这些人逐步成长为很重要的决策者或者是很中坚的经济学家的力量。
周其仁在199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制度变迁的回顾。我们国家尤其是土地市场，土地的权利不是很明确，如果把这事说得透彻的话，1994年周其仁先生的这篇文章说得很透彻。孙国庆在1978年从统购统销到土地税，为当时的承包制的改革，叫做农村土地年产承包责任制，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他的思路很有启发。
再讲到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发展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很多，比较有特殊意义的，现在可以看到北大毕业的李克强先生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除了城乡二元之外还有乡镇企业，这样的三元经济。当时还有和他文章不一样的，三元经济曾经在80年代是流行的观点，但是写的比较深刻的，把这事能够说清楚的文章比较长，当时也获了经济学的奖，指导先生是厉以宁先生。
当然在改革的理论历史上比较的话，这个边上应该放另外一篇文章，是顾先生的文章，他认为要提出城镇化，离土不离校这样的做法不对。林逸夫先生对集体化做了标准的规范的分析，这篇文章也成为了经典，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海外的文献当中作为最高的文献之一，以1959年的农业危机至1961年的农业危机。
像温铁军、李昌平等等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所谓的三农问题。这些学者当中，还有一些中青代的学者，尤其是这几年。对90年代中期之后，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从更广泛的层面讲三农问题的李健荣、陈辉等等。
农村改革现在有一个农村土地制度怎么改革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当然，不光是理论创新的问题，还有法律上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研究透彻，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中国的要素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有待创新的。
第六个是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分配上面，对收入分配、民生分配应该有一些对改革的决策、改革的实践有值得记下来的。比如说周围民（音译）和卢中原（音译）教授写的文章，八个字，这被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这八个字都采纳了。提出观点的是现在中央党校的周围民教授和国务院卢中原教授。提出改革的利益集团与改革阻力的樊纲，从利益分配上，利益格局上来对改革进行分析，有很重要的文章，叫做非帕里特的改变，这是在分配改革当中很重要的文章。像李时多年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和关注，写过一系列重要的文章。
这些年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几个从广义讲是分配问题，实际上它现在被一些人称做是民生问题。具体像医疗体制改革，我们有像格言芬（音译）提出来医疗改革的制度要反思。像北大教授提出的医疗体制改革要政府主导。还有观点相反的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这位教授在我们经济观察报写了将近两年的观点，写了40期、将近50期讲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对改革实际的推进，对改革决策，应当说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文章随时被卫生、医疗的主管行政部门作为复印件或者是像文件一样在学习。
我觉得主要的经济学家，对我们改革的决策，改革的实践，主要的贡献集中在这六个方面。当然，还有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做了很好的贡献，像80年代王健写的走向国际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这对当时的建设以及开发区14个开发城市都是非常有先导作用的。还有在政府改革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如果讲起来，前面六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实实在在把经济学家对我们改革的贡献梳理一下，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新望老师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我们看到武老师PPT的名字叫做“经济增长”，是不是对后奥运有什么想法，有请武教授。
武常岐：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今天的题目叫做“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民生”，还有副标题是“大国崛起下的当代大学生使命”。后奥运时代，我理解奥运是指的是2008年的奥运，是从8月8号开始到24号结束。有后奥运我们就会有前奥运。新望先生，刚才探讨了2008年奥运的前面三十年，我们可以从耶稣诞生算起到现在，往后我们可以看4016年。
为什么说这件事？这个题目叫我们展望未来，假如我们把时间搞得很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说不清楚。但是真正的历史长卷，4016年，我们找个中间可能看得会更清楚。这好象又太长了，耶稣诞生的时候，中国是汉朝，离现在比较远。
今天我们会场在北京大学，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年同时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有没有北京大学的同学告诉我，今年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所以，我们把这三十年往前推八十年，这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时间段。1898年，我再加80年，这110年以前，实际上中国就试图推进一项改革。因为汉朝中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GDP占近全世界的1/3，比现在美国的还强大。但是，到1898年的时候就不行了，1840年之后就不行了，这只是一个征兆。事实上，1898年有一批仁人志士，试图改革。大家都知道这叫做戊戌变法。
当时也有经济学家，引进翻译一些书，包括国富论，1976年出版的，引到中国来改革，但是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上台了，有杀头的，有坐监的，有流亡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废止了。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就是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在琢磨，这些文人、这些大学堂起不到什么作用，她太低估思想的力量了。正是北京大学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把清王朝这些力量把它推翻了，而且把后面也推翻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际上，没有北京大学，共产党是在北京大学，包括我们非常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手里建立的。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为什么刚才新望先生讲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实际上讲的经济学家思想的力量，慈禧太后都太低估大学的力量了。
这是前面，我们是奥运，不看2008年以前，我看前面的30年。实际上奥运我们说是分水岭，实际上我们讲2008年的奥运，现在对中国人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才新望先生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实际上象征性意义非常大。一般奥运，后面提到奥运指的是国际性的，不是运动本身，是全球化的组织、产物。实际上有很多外国人，运动员也好，媒体也好，奥运很大程度上是给中国看的。
作为我来讲，在座的每一位来讲，我们是需要有标志性的事件。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能办这样的事，能办这么漂亮的事。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也是很震憾的。在座的即使没有出席现场，也看到了这样的事情。改革开放三十年刚才讲了制度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了很多其它方面的变化。当然，中间也有很多其它因素的变化，像制度的变化、政治的决策。首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三十年首先是激励机制的改变，把农村的激励机制改变了。再有是早期的资源配置，有一些土地、资产配置创造带来了更多的价值。经济学也分析了资源配置的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效益资源。接下来还有持续地增长，现在在技术水准和其它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增长。
这是回顾过去三十年从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有一个因素，因为新望老师提到了很多经济学家起来了作用，就是思想。这个思想在人类长期的积累当中不同的时代都有提出，奥运是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奥运最典型的是表明了中国全面地融入了国际社会。204个国家到中国来，之前大家看统计数据，中国的GDP，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40%是卖到中国之外。所以，你生产100元钱，40元钱产品不在我们销售。当然我们的进口也有很多，其它的东西我们也进口。但是，奥运实际上表明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不仅融入而且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员。
我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从事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我和新望老师，包括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老师不太一样。因为我是1983年就出国了，回到新中国，已经是2001年了，中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在海外渡过了。所以，没有机会参与这些讨论，虽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实际上没有机会学习。
有一本书大家都看过了，叫做《世界是平的》。但是，《世界是平的》，有一个副标题，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副标题叫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说是21世纪的简史。现在时代发展得很快，我现在开始写2001年以后的事了，这是21世纪进入现在的时代。但是21世纪还有一点建设，高盛有两个人，现在高盛已经不是原来的高盛了，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点动摇，已经被商业银行改组了。他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理念，也成为了一个事实，就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实际上是四个新兴市场的国家。这四个国家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非常大。这个翻译怎么到位，因为有很多翻译不太到位。B英文像钻头块一样，直接翻译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翻译成了“金砖四国”。世界是平的实际上是“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的诠注。他告诉美国人世界不一样了，那本书实际上是写给美国人看的。
大家对北京大学甚至是国外的一切都很清楚，但是你跑到耶鲁大学、哈弗大学，有人做过统计，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之前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很落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对外国的情况要了解得很清楚。但是美国人不看，认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就是世界。
高盛写“金砖四国”应该要看看中国的历史，现在的大趋势未来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过去的大趋势，三十年的大趋势，不只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世界的大趋势，实际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发的。
我们看看历史事件，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改革的时候，震动很大，从现在的角度看是初见成效。当时对全世界的震动非常大。苏联我们原来的老大哥感觉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在1985年，我们改革六年之后，俄国G（英文）推出了改革。他要直接翻译把改革开放翻成俄文，人家会说他剽窃，他要做修补，或者是创新都可以。然后是1991年，印度也开始了改革。所以，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搞了，搞成了，我们也试着搞一个，俄罗斯在搞，印度也搞。巴西也进入，更晚的时间也开始搞了。
为什么我们讨论历史意义，因为讲到北京大学的建立，前后100多年。事实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对全球的影响力，有点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有点像苏维埃的革命。因为苏维埃革命之前，人的流动、资金流动相对来讲某种程度上都超过了现在。至少是人的流动，移民，旧金山大家都有机会去美国挖金子去了，听说澳大利亚有金子，大家都跑到澳大利亚去了。到了今天你还得拿钱挣，所以，当时苏维埃的改革是当时一场战争终止了。之后是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实际上成了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
中国改革开放就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中国加上印度、俄罗斯、巴西不算小的国家，这些突然融入全世界的大的经济体，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太大的。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西欧是北美加日本，从人口的角度讲是30亿人，这差不多是10倍的概念。经济学讨论市场，就形成了全球的大市场，什么市场，最主要的是劳动力的市场。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几乎是无限的劳动力的供给。这是学术字眼，要素市场实际上是劳动力的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才真正意义上讨论全球化才有意义。
当然这也有后果，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就使得资本和财富回报巨高。这之后为什么金融业务会非常发达，现在受到了一些挫折，跟这有关系，是全球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了过去，我们看未来。当然有很多细节，在企业管理我在商学院、管理学院讲细节决定成败。我是管理学的教授，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大的方向，经济增长以后大的格局变了没有？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第一位？我们讲未来的中国经济30年，资本积累还是在不断地发生。
我就感觉到最近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像在AIG破产了，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股价从60元钱现在跌到10几元钱。工商银行也有一些波动，相对于来讲是比较平稳。因为有巨大的中国人在过去30年创造的财富做支撑，大家非常努力积累财富。最近也有很多大公司的高管来，我们给他们讲了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在中国的情况，假期和周末的概念是淡漠的，很多活动都在周末。当然，希望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在管理层没有周末的概念。这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储蓄率还是很高，这是通过30年的努力不断积累的。
再有人口也是从农村向城市不断转移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为什么30年，有人讲日本，如果我们比较中国、日本、韩国。日本是战后，比如说是1950年，他实际上1989年经济有了大的泡沫，之后经济就不行了。肯定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日本脉络的变化。中国有一个问题和日本不同，日本的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不是在战后才开始的。实际上是在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工业化的过程还在不断地进行。还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或者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应该是在中间或者是开始不久。日本是在战前就开始了，跟韩国很接近，韩国在战前也没有工业化。所以，韩国的经济跟日本的不一样，还有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
另外，我们讲技术创新的力量，为什么创新，现在很多政策取向也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甚至讲了技术创新和制度上的创新。技术创新我和企业接触比较多，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对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的执着，实际上是通过引进、模仿、创新。这确实是，因为在市场环境形势下有动机，不断地技术创新，包括模仿，之后慢慢规范了。
但是第三个问题，我想跟新望老师谈的有点类似。因为经济学家在过去主要是制度的变化，也研究了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我们是转型，在转型过程当中，还有多大的制度带来的空间可以继续推动经济由于激励方面，设计制度方面，而使经济继续发展。这有一些担忧，比如说讲有人担心70年代1978年为什么当年要改革，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实际上是四人帮的后期，大家都讨论中国往何去。当时邓小平提出来，在中国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实际上只要制度不完善，就有一些动力。另外来讲，现在确实是经济比如说经济人激励机制，我们讲的理性人的假设和道德问题是不是对的。实际上以前书都写了，要有道德基础，芝加哥学派是最推崇市场经济的，但是他会强调一点。他是有这个条件的，条件就是市场制度。我记得1983年刚到国外去读书，遇到一道题琢磨半天也琢磨不出来。当时有一个题说有人说政府要监管餐厅，就像我们要监管牛奶一样。说这家餐厅总是在饭里下毒，然后问题是是、不是，让你回答。如果是表面的理解，就会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它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你这家企业，这家餐厅你在菜里放毒，就会有人不放毒。你放毒的企业，就会破产了。不放毒的企业就会活得好，现在三元的牛奶就脱销了。另外一家股价一下就跌60%。三元涨停板，这个东西市场是在起作用的。后面的人他就要从中间吸取教训，但是是不是一个更加规范的，有另外的更好的机制。如果说政府干预，干脆我们都把乳制品厂变成国营是不是会避免这样的问题，肯定也不行。现在市场根本没有一个规范，怎么样使市场更加完善，它在起作用。为什么三元牛奶涨，为什么有的跌停板，这就是制度。但是，未来还有很多制度方面的，有的叫做市场制度更加完善，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我想后奥运，非常重要的是希望全球化的作用会更加深化。全球化什么意思？实际上全球化回到最早，还是亚当斯密工厂的道理。全球化分工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展开，不是你这个村了，不是你这个县了，不是你这个市了，是在整个世界每个地区这就是效益。分工面临的必然是合作，分工之后就有效率的提升，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
所以，我想全球化会进一步地发生。过去的中国企业都在国内，现在一部分企业在走向国外，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内部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是在大的背景下。未来3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我们说张扬不太好。实际上奥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展现中国力量的标志性的事件。不仅仅是金牌的数量，实际上别人都看到。但是邓小平讲到，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第一，奖牌总数第一，美国的自尊心某种程度上不是很沮丧。但是传统是数金牌，所以，这样的事件非常巧妙。中国现在组织这件事，是不是安排的？不知道。可能不是。很难。
到最后，我想讲一件事，很多表我们在课堂上提到，讲大国崛起下的当代大学生使命。讲大学生使命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是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图，统计局每10年做一个1%的人口普查，是根据1%的人口普查做的图。
大家看横坐标按男女分的，左边红的是男士，后面是女士。纵坐标是年龄段，这非常有意思。大家看这个图之后，从图形中间得出什么样的启示？
回答：青年人比较多，年女分配比例相当。
武常岐：男女比例到85岁以上女的多，男的少，这很自然也相符。大家知道女的寿命是74岁，男的寿命是70岁。所以，将来的人事制度要改革，女的要晚退休，男的要早退休。本来男的活得晚，肯定要早退休。
下面来看其实是男孩子比女孩子多。我们看中间，你看最长的横坐标，是5年一涨。当时2005年是35岁到39岁这个年龄，这部分他是什么概念？什么时候出生的这些人？实际上是1966年到197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家没事可干，也没有娱乐，就生小孩。这就反应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生孩子的成本低。当时的经济成本很低，这是庸俗的经济学。
大家来看，这部分人非常重要。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为什么？大家仔细想想，改革开放早期主要是制度上的，80年代和1979年制度改革，真正开始消费，为钱证明消费品是价格放开。真正开始我们看产业就看出来了。产业原来是老三件，缝纫机等等是年轻人，后来成家立业有洗衣机、彩电、冰箱是这批人。现在买车、买房还是这些人，这些人不光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我在光华管理学院负责EMB的项目，当时EMB的年龄平均是35岁。别人说你的收费这么高，你把有钱的割走了，肯定是越来越年轻的。今年招生刚刚结束，变成平均年龄40岁，为什么？不光是过去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有房有车，我要提升自己了，我要在北大读EMBA。这种也是这个群体。非常有意思。这一代人拼搏的一代，创业的一代，也是有实力消费的一代。
看看跟今天话题相关的，往下看20年，2005年的是一些什么人？当时15岁，现在18、19岁。当时是19岁，现在就20岁，就是现在的在校学生。中间有一个人口急剧的减少，为什么？计划生育开始了，一下子就减少了20%。消费品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是冰箱大战和彩电大战，是抓当时的35岁到39岁的人。如果不抓这个群体，市场自然消失20%就没有了。
按照分析，现在的群体，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是一个新的第二代，创业人的第二代，而且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你儿子是这一代，你是第一代。这个时候有一个和前面不太一样。上面的一代人比较少，基本的经济学需求供给，上面的精神压力不应该这么大，因为人数供给少。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这代现在18到20岁的这一代，实际上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就是下一代。所以，假如说中国在未来的10年或者是30年有什么经济上的成绩的话，有点像前面父辈要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生产者、创新者，另外是消费者。这是基本的判断，通过这个看后面。现在的情况要回到头，所以，中国奥运是标志性的事件有很多意义。
一个意义是中国的人均GDP2008年肯定要突破3000美金。这样，我跟国外的很多跨国公司的高管讲金钻四国，我讲这样的概念不准确。为什么不准确，因为金钻四国，应该说中国和另外三国。当然，我是中国人感觉很骄傲，数据说话。中国的GDP的总量按照市场，不考虑人民币升值，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几乎等于另外三国的总和。当然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总和。实际上美国的B不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和印度是一样的。18年过去了，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的三倍。实际上有一个什么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企业来讲，人均GDP超过3000的话是很重要的。其实，成本也很高，比印度要高很多倍。
但是问题在哪里，大家知道经济学里面工资的决定是编辑生产力和贡献率才能得到工资。这个人为什么月薪是2000，那个人是8000。这就是贡献度，为什么贡献多，大量的研究，实际上人力资本，人本身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工资其实是创造力的补偿。所以，我讲人力资本的力量。
所以，我们讲到未来的三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讲到这一代的大学生，现在在校的，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你才能够支撑我们人均比印度高三倍、五倍、十倍的工资。要不然没有道理，支撑不了。现在已经高出了两倍、三倍了，这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其它基础设施支撑了中国的未来。这些只是概念性的问题，很抽象的，具体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现在在学校的大学生，实际上未来的增长是看大国崛起下的当代大学生使命。这个崛起是一个过程，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讨论，有人说崛起，有人说发展。后来提到发展，发展是上一代，未来的真正崛起有待于我们刚才看到的图上的，当时15现在18岁到20岁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武老师。我希望30年后，在座的某几位可以成为可圈可点的经济学家。
接下来是对话的阶段，有请新望老师。
提问：我想谢谢刚才两位的演讲。武院长展望了一下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态势，我想问一下，当前比较热点的问题。刚才武院长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推出了相继的救市的措施。我国也推出了印花税的调整等措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质疑是政府应该不应该为风险买单。
对中国来说，股市对于中国经济体的影响不是很紧密，所以，中国政府对股市的救市措施是否必要？是否有紧跟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嫌疑。还有数据表明，从今年4月印花税调整以来，中国股市的资产蒸发了1/3，所以，这个救市措施是刺激性的措施，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下一波的时候，中国股民还是会希望有这样的措施。
所以，我想请问两位对中国政府的措施有什么看法？
武常岐：这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我看了新浪网上，美国大概是122位，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联名写信给美国政府，就对美国财政部推出的7000亿，可能是上万亿美金的救市措施感觉担忧。一个是不公正，再一个是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有很强的保留。
股票市场是市场机制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最初设计有反应信息、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是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使市场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率，实际上刚才你特别提到，中国的股票市场从1000点涨到6000点，政府是非常不希望涨到6000点的，政府不想让它涨到6000点，它也要涨到6000点。政府不希望跌到1800点，它就要跌到1800点，因为是有很多人参与的。这个事件本身是衍生的，从实体经济衍生的市场。为什么国内的证券市场不是很完善，市场的集资功能，分散风险的功能不是很完善，要实际去做。
我个人感觉，现在市场虽然不完善，现在中国的有一些公司的投资价值，还是有投资价值的，比较6000点的时候。刚才你提到中国政府救市是不是和美国政府救市是不是相关，是不是应该跟。我想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意味着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协调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层面要协调这个东西。美国做的事情，是拿出7000亿或者是上万亿美金，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多的盈余，但是他有特别的权利是要发行债券或者是印钞票。这样的话，对中国有影响，中国政府有担心了，你一万亿几千亿美金的美元在中国市场流通，中国是一个大债主，当然要表示关切了。这需要有协调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具体到股市，刚才讲了100年或者是50年的情况很难讲，但是说明天的股票会涨会跌也很难。
新望：我同意武教授的观念，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不干预的问题，主要是从根上就存在了缺陷。我们的股票市场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是为国有企业脱控注入的输血的渠道。当时建立股票市场的时候，我们从根上就有这样的想法，是为国有企业输血。所以看现在的股票市场80%以上是国有企业，而且股票市场其它企业上市的比例非常小，像我们中国平安这样非公有制企业的占的比例非常少。尤其是我们的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也是在正常的股票市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分成两个部分。而且我们的股票市场，假如说我们的股民把它经济努力到了5000点、6000点结果非流通股马上出来。这个市场不往下走才怪。
所以，主要是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毛病，不光是救市的问题，必须要从制度上完善和改革。
提问：在日益矛盾突出的年代里，大国崛起有没有好的政策和方案，可以说一下。
武常岐：这是方法的问题，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目标，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走过的路，邓小平有很多的想法。邓小平前身，实际上有一些被别人提炼出来的，有一个猫论，还有是石头论。中国很大，可以以实验来做事情，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很多事情当时房改，我听说了，但是没有参与，在烟台那个地方做了房改的措施。另外一些，最近有一些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很清楚，劳动合同法是不是在某个地区做过实验。
是不是回顾三十年，重温邓小平提出的改革的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超人，但是我们有办法，国内可以做实验，有一些制度的完善。现在我们忘掉了邓小平先生留给我们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没有人说三十年之后，我们要做蓝图照着做，这是计划经济的想法。实际上我们是在摸索中、探索中、试验中探索向前前进。
新望：你提出在复杂的条件下，复杂的矛盾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如何崛起，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觉得可以简单回答你，中国人已经找到了自己崛起的路线，或者说一个方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我在这里讲的官话。确实中国大国的发展有一些特殊性。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拿到国际上去，用国际通行的语言，或者是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语言解释给外国人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解释不清楚，这也叫做软实力，我们对外的解释力，对文化的国际上的相容性。我觉得中国人应当有一条自己的路子，对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其它的表述也好，现在应该有一条路子。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同学可能没有向神七的宇航员那么幸运，能够登上太空舱去回望地球，从您刚才的讲话当中，从全球的背景下了解全球的经济，我们希望对老师们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和贡献如数家珍。武老师把经济增长比喻成北大的校史。我想问老师们，如果我们怎么样把一些高深的经济理论更好地应用于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题目是有关民生的，我们有很多老师有很好的见解，但是我们普通的民众不能理性地看待一个新的观点，有的时候认为是扣了一个帽子，或者是一个笑话，或者是后奥运时代的话题，这说明不是民族的思想在进步。
还有，两位老师怎么样看待西安之前发布的一个制度，对新买房人会有政府的补贴，这样的政策。我们怎么样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能够保证切分蛋糕也尽可能地公平和合理？谢谢。
武常岐：我理解是不是经济学家有一个误解，是不是加主流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精英经济学家，好象不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一样。这是一种误解，如果这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要总结成一门学问的话，应该叫做“全人经济学”。因为它把全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脱贫问题解决了，1978年全世界有4.3亿贫困线下的人群。到了2006年的时候是1.8亿，其中中国脱贫的人口就达到了将近2亿。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实行了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成为世界反贫困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应当说使很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如果是经济学家关注穷人的话，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是住房政府该不该补贴的事，这是具体的政策的事情。我觉得住房的商品化，首先应当从这30年来讲必须要肯定。只有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才使中国人彻底告别了，尤其是大都市，像北京、上海的城市告别了住房紧张的尴尬年代。使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住上了宽敞的房子。现在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的问题，我们在商品房改革的同时，我们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说滞后了几年，这几年才发现了问题，我们一方面在保证一些人更好的房子住的情况下，能不能让一些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应该有基本的保障，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总经济学讲是政府的本分。住房的保障是政府的本身职能。
武常岐：我想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几百年的历史，而且作为科学有很多细的分支，有理论的，实质的，有宏观的、微观的，对你问的具体的问题反而比较回答。因为这个东西很显然，要不要补贴购房者，现在政府钱哪里来的？特别是西安政府不像中国人民银行还可以发行钞票，政府是没有办法发行钞票的，只能是通过税收才有自己的财政收入。但是税收的支配怎么分的，你买房子我政府给你补一点钱。比如说房子10万，我给你补5千，只是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真正补得是不是有效。这样有一部分人没有买房子，也没有能力买房子。只有个人有能力、有意愿购买房子的人才会有改变，其他人没有影响。
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不是效益的问题，是公正的问题。把钱拿给贫困的人买大房子还是买小房子，按照面积算的话，是不是大房子的人要补贴多一点，还是没有房子的人政府给补贴一点钱，这是社会公平的人。还有补贴西安人还是外来民工，都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这都要考虑清楚，因为一般政策是需要很多人讨论分析得出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一般来讲是不应该，涉及到公平的问题。
提问：两位老师好，刚才的演讲当中提到城乡差别的问题，我想从户口制度小的突破口向二位问一下。户口制度不是世界上从来都有，1949年成立的时候，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1958年的时候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从此划成了两个条件。比如说农村的家庭有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读书，这样的话不会选择让三个孩子都上学，这就分为农村和城市，分为工业和农业。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制度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没有出现先例，是人为造成了农村、城市的二元经济的天然裂痕。我想问问，这种效果怎么看，以及对今后近5年或者是10年这种制度的改革和城乡差别和劳动力的流入有什么高见，谢谢。
新望：我觉得是具体政策的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二元经济结构，我顺便刚才说一下刚才话题的延伸。二元的政策，关于户口制度这方面改革的研究，伟大的李强教授有很有份量的研究。我记得去年光华管理学院的年会上，厉以宁教授的发言是对二元经济改革的。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策层面改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难度。是不是有个步骤的问题，我觉得从理论上没有什么说的，这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具体下一步怎么改，这可能是政策操作层面的事，像公安部的人或者是从事具体政策的人看起来说会好一点，理论上没有问题。二元结构是非常不合理、非常不人道等等，没有任何理论上的。
武常岐：不仅仅是不合理、不人道，而且效率本身也是很差的。我对具体的制度不如新老师了解得清楚，但是形成了互补。现在我们的世界不光是看城乡，城乡是地域的差别，国家与国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将以前1978年以前是可以流动的，现在到发达国家去有很大的麻烦。这样的话怎么解决，使政策逐步完善劳动力的市场，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再有，你现在一些跨国公司和企业，他现在城市的成本很高，他也找到了其它地区去设厂，劳动力市场会越来越形成完善的市场。
另外是刚才看的人口分布图，中间有的时候，第一代、第二代之后，下面有一些人口的减少。比如说前面难以解决的，我观察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现在有一个机会了，因为城市人口生生小孩的数目越来越少，这样有一个问题，中学、小学的校长着急，他说这些设施怎么解决。他说可以慢慢解决。现在随着经济慢慢发展，市场的形成会逐步地解决。
提问：两位老师好，刚才我听课的时候发现武院长是对全球化有很深的造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想请教武院长，像黑龙江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下一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改革，在深化改革方面有可能出台什么样的措施，来促进他继续发展和脱困。
武常岐：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农垦还没有转制，改革是一步一步的。铁路也没有按照企业化的运作，可能会做一些机制上的转变，可能是有难度的问题。农业确确实实有时候会涉及到现在的农产品，你现在的日子应该是比较好过，因为农产品的价格现在很高，比起10年以前要容易改革得多。
现在谈到国际化的问题，假如是农业企业本身有竞争力的话，在过去几年中，农业技术、农村的其它方面有投入的话。现在商务部和农业部是鼓励中国的农业企业走出去。也有这样的企业，而且有这样的政策，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想在你的地方肯定是人少地多，相对来讲，在中国的情况来讲。整体国家来讲是人多地少，当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商业部、农业部都有这样的计划，你现在是做了大计划。你这个地方，将来有投资银行找你去了，你赶快上市，你赶快股权，这要做细的研究，改革是大趋势，我们直接观察，三十年改革早期是在沿海地区，是加工引进贸易技术。
现在开始到未来是资源、能源，土地、粮食这些是30年华东，30年华西。是中国的西部，像现在的内蒙、甘肃、陕西，我听张维迎院长讲榆林（音译）是落后的地方，现在财政方面的政策非常好。这要体制非常好，愿意投入。
提问：我想问问，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改革有什么样的影响？
武常岐：因为过去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并不是完全学美国，但是引起了这方面的改革方法，中国创造了自己的方法。比如说讲大的商业银行都把坏账剥离，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使商业银行本身更有效率。现在不是从美国的改革当中，美国应该从中国的改革当中学点东西。美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是把美国银行国家监管了，怎么样成立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怎么运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界，大家都可以学习。
当然，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都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像工商银行引进高盛，建行引进B，在管理层次上，制度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发现任何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美国的银行B，假如没有在中国建行投资的话，它会亏得更惨，跌得更多。因为它上面有盈利，会冲掉一些。这给中国的监管部门，实际上给银行从别人的错误当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
市场化，金融界毕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涉及的人很多。AIG家家户户涉及很多，也涉及海外。所以，政府想要介入。这个从银行业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会蔓延的，像其他的欧洲银行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是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的工作，他们大推结果的产品，大推衍生的产品，告诉你现在的利息，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三厘，我给你五厘，保证没有风险。稍微有常识的话，会发现是骗人的。美国政府的基本债券是三厘，你从哪里搞五厘的。大家都套牢工具，肯定是哪个地方有漏洞，才能把你的钱拿走。
在现在的资本市场上，没有风险的，假如美元，衍生工具退出来之后，保证比它高的利息。这样的工具稍微经济学感觉强一点的话，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机构一旦形成了之后，自己要盈利、生存，现在来讲是串谋了，包括目的风险评估公司、债券评估公司都卷到里面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院长来跟我们分享经济议题，也非常感谢中国平安会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
后奥运时代的经济，我们衷心希望平稳增长，也期望在北大就读的同学们以后一起努力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谢谢。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