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去德州报道美国大选初选时，我的同事马国川对我说：“请你带一套《士兵突击》给希拉里，告诉她‘不抛弃，不放弃’！”这次来报道终选时，希拉里早已黯然出局，临行前在办公室遇到马国川，他问我奥巴马是不是铁定会赢，我说看样子是，他想了想跟我说：“请代我向美国人民问好！”
后来我发现，本报像马国川老师这样心怀幽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事还真不少。在美国期间，常有同事在MSN上问我：美国人民现在是不是很惨？
说实话，40多天来辗转3个州，5、6座城市，我并没感觉到美国人的生活有多惨，切身体会倒是我们两个中国记者在美国的采访生活挺惨，每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花。结束在华盛顿的全部工作，返纽约回北京前，我和林俐决定犒劳自己，去看一场百老汇的演出。查询半天，发现最便宜的也要50美元，大都要百多块美元，只得作罢。但你去时代广场的剧院旁看，排队买票的队伍仍然很长很拥挤。可见对我们两个中国的高级记者（呵呵）而言的高价项目，在美国只算是平常消费。
晚上在MSN上，在加州的朋友George说，你在纽约的最后两天，去看场百老汇的周末场啊。我说：太贵！看不起。他说：“哦……等有一天人民币升值更多，你就能看了。我觉得很快人民币就会升到1块钱换7美元，跟现在刚好反过来。”然后他开始跟我倾诉他的不确定感和信心黯淡，他说他的债务一直在增长，如果明年美国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他担心自己还不起贷款。
George和他太太都是专业的竞选咨询顾问。George在今年总统大选中是奥巴马竞选团队驻加州的竞选顾问，他太太则是帮共和党一方的麦凯恩竞选。两人都属脑力劳动者，不属于金融业和制造业，且没有子女，只养着一只猫。按理说，他们应该属于收入不错且负担不重的中产家庭。我没想到他也担心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你不是超支持奥巴马的嘛，他看上去有振兴经济的大计划哦。他1月就上台了，你对前景还是没信心么？”我问George。没等到回答，他匆匆跟我说：“我要去和Susan（他太太）看电影了，回头再聊。”就下线了。
我不满地对林俐说：George跟我说他担心自己还不起债务，可他还带太太去看电影！林俐说：咳，再穷也不至于看不起电影吧。
我和林俐讨论过，美国的穷人和中国的穷人，究竟谁更穷？我俩并没有可靠的凭据，也没有去严格定义贫穷的标准，但林俐觉得，美国的穷人肯定比中国的穷人要生活的好很多。而我的感觉是，美国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相比房子，首先失去的是信心，对自己未来生活会变好的信心。
感恩节时，我们在华盛顿的中国房东做了丰盛的火鸡大餐邀我们同吃。房东夫妇已经移民美国20多年，在华盛顿特区旁边的弗吉尼亚州拥有一幢三层高、带块小草坪的房子，距离特区市区大约也就相当于北京的中关村到二环内。一家四口，两个儿子还小，没有上大学，夫妻二人各有工作，还租出地下室给3个房客，除了工资外，每月至少有1500美元房租收入。
我记得一部美国电影里说：但凡拥有幢房子加块草坪的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是中产。按这个标准，我觉得我们房东当属中产家庭。虽然女主人对周边的打折店如数家珍，但硕大的房子和满屋子随处不有的食物和衣服，让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过剩的富裕家庭，看不出丝毫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痕迹。
但在吃火鸡大餐时，我问起这个话题，餐桌上的房东和来做客的房东弟弟，却都表达了悲观和不确定感。
房东的弟弟也移民美国10多年了，在一家全球顶尖的IT咨询公司工作。得知我们是来报道金融危机的记者，他对我说：写写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去年的股票是7美元，今年跌到了3分钱，已经退市了。所幸现在还没裁员，但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我于是问他们，我说其实我这趟在美国，最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最受影响和伤害的，究竟是哪部分美国人？有人告诉我，最受影响的是富人，穷人本来啥也没有，本来就吃最便宜的食物，买最便宜的东西，没什么可失去的，是这样么？你们IT业怎么也会受影响？房东大哥家，肯定算是中产阶级喽，看不出来受影响啊。
“不不不，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受影响。即使现在还没有影响，也不意味着之后不受影响，反正我自己不敢这么想，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失业了……”房东大哥说。
今年夏天时，我和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张春霖老师吃饭，他说他从美国回北京的飞机上刚看了一本新书，很有意思，建议我有空把它翻译出来。说好了我抽空去他那里取这本书的原版，结果我一耽搁就是几个月没跟张老师联系。这趟临来美国前，我在网上订书，发现张老师推荐我翻译的这本书，刚出了中文版，于是立刻买下。
说来好巧，第二天书还没送来，先收到纽约时报网站的最新消息：这本书的作者，刚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错，就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这本新书原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中文版被取名为《美国怎么了》，英文原名成了中文译本的副标题。
我在从北京到纽约的飞机上读完了这本书。这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把美国走到当下惨境——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的全部原因都归于共和党政府。他在书中列举共和党政府如何导致美国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对我报道大选做背景知识，确实非常有用，但其实眼下比“美国怎么了”更要紧的问题是：“美国怎么办？”
怎么办的第一步，已经有了答案。美国人抛弃了红党（现任总统布什所属的共和党，代表色是红色），选择了蓝党（新任总统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代表色是蓝色）。从红色美国变成蓝色美国，意味着美国人选择要一个充满父爱情怀的强政府，而不再是一个放任残酷竞争的大市场。
但这还不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仅凭奥巴马的年轻和聪明才智，仅靠民主党强势的劫富济贫、重公平胜于重效率的侠客情怀，并不足以解决美国现在的危机。他们还需要外界的帮助，呃，“红色中国”的帮助。
像美国从红变蓝一样，中国在最近30年其实也大大改变了，从革命的中国在向市场的中国转变，但没变的依然是红色。只是红色中国，跟红色美国所代表的内涵刚好相反：红色美国是指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美国，而红色中国则更接近美国的蓝党——政府拥有替国民安排一切的巨大的责任感。
据说中国的网民已经热议了好久：中国要不要“救美”？这确实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看明白了，这个选择权在中国。
斯蒂格利茨最近说，很多人一直觉得中美唇齿相依，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美国确实需要中国，但中国并不那么需要美国了。主动权完全在中国，中国可以选择继续支持美国人的生活，也可以选择把钱都留在国内给自己人民。但美国没的选择。
我没有参与我国网民的讨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倾向。但看起来，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怀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人很不少，至少不时会关心下美国人民过的好不好。而曾经的红色的、革命的中国，确实是很有救市情怀的。王小波说他小时候，终日梦想要去拯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并为这个伟大使命而激动难耐，但长大后他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远比他的生活富足，哪里需要他去拯救。
但现在，似乎世易时移、风水轮流转，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确实在呼唤红色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我看到的最新最夸张的说法，是一位名叫Niall Ferguson的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Chimerica.
鉴于这本书新出来，还没有官方的中文译本，且让我把这个词翻译成：美利坚合中国。作者认为，由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合并而成的“美利坚合中国”（Chimerica）是个完美国家，在这个国度里，住在东方的美利坚合中国人（也就是中国人），负责生产；住在西方的美利坚合中国人（也就是美国人），负责消费。这样一来，东方获得高增长，西方获得低通胀，也就是物美廉价的生活。
连我这样自以为也很有国际主义胸怀的人，看到美国人这样的算盘，都忍不住要喊出来：想得美啊！凭什么中国人辛苦生产，你快乐生活呢！尤其想起有天在纽约时报网站看到一篇讨论中美经济的报道后面，有条评论说：应该禁止沃尔玛卖中国货！！！
唉。。。同一个世界，同一副德性。我忍不住又一次感慨！
说起来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深刻地牵连到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制造。但这个年底在美国，跟我去年和今年初在美国，一个亘古未变的突出感受仍然是：中国依然在制造。
在美国最常让我沮丧的就是：当我发现一件又漂亮又便宜的东西，觉得很适合带回国当礼物送人时，翻起底下的标签，一定是“中国制造”。而一些我超喜欢而又不是中国制造的东西，总是贵的离谱。所以你能想象，当我终于在布鲁克林一家店里买到“意大利制造”的性感又便宜的丝袜和内衣时，有多么欣喜若狂。之前，我发现连教堂里的十字架都是“中国制造”；书店里精美的小口袋书，不是中国制造，却是“中国印刷”（Print in China）。
中国政府含混不明的态度，被认为是不负责任。其实我赞同中国这样的原则：做好自己，就是为世界做贡献。跟我个人原则一样：家底薄时要继续不懈怠地努力赚钱，等有一天发了大财，再视金钱如粪土。
中国人辛苦生产，在美国经济凋零的季节，依然在制造，只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辛勤劳动上，也许是美国人至今没有转变过来的观点，所以还在痴人说梦地念叨一个“美利坚合中国”。号称伟大的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我想，也许当有一天，连美国总统也是中国制造时，我们再来谈一个“美利坚合中国”。
蓝色美国需要学会辛勤生产、量入为出，红色中国需要严父般的政府，拿出钱来给自己勤苦劳作的国民。写《世界是平的》的弗里德曼在他的新书《Hot, flat and crowded》（且允许我把它译作《很热、很平、很拥挤》）中大谈环保，并强调美国和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的突出作用。刚买的这本书我只是翻了翻目录，没有细读，但我赞同：比蓝色美国、红色中国、以及什么“完美的美利坚合中国”更重要的，是一个绿色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