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李翔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曾经在1990年代被广泛引用。包括吴敬链和杜润生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在当时直指中国的最大危险在于 “权贵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衍生出的还有经济学家钱颍一提出的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说，经济学上的“寻租”理论也曾经红极一时。

对权贵资本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的警惕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渐渐在弱化。相当一部分人形成的共识在于，中国目前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权力和商业交织的经济体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断在缩小。因此目前的最大使命是鼓励那部分相对健康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且维护这种健康的商业力量和商业力量的代表——民营企业家，也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也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中国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仍然在于，权力涉足于经济领域，政府力量仍然把持着相当一部分本应交由市场调控的资源。因此，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进一步的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中国商业世界的一系列不光彩事件，恐怕会让人们重新把目光聚集到由商业贿赂引发的政治腐败之上，并且再度开始关于 “寻租”、“腐败”和“权贵资本”的争辩。首先是化妆品巨头雅芳在10月份爆出贿赂丑闻，与之相关联的是中国商务部的三名官员落马。紧接着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落马，其中牵涉到福布斯富豪、房地产巨头王福生。王福生通过向财经大员朱志刚行贿，来换取朱志刚对王福生在拿地上的支持。而此次震动了中国商界和媒体界的传奇商人黄光裕接受调查，传闻中的原因也包括可能的商业贿赂。

在所有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事实、名词和理论之后，隐藏着的是两个最简单的事实，一个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腐败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性的词语；另外一个则是商业的发展需要通过何种方式来降低成本，也就是通过何种手段或者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让商人迅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手段中很多时候包括了贿赂，相对于腐败，贿赂是一个商业性词语。

权力可以帮助商人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在缺乏其他可替代的途径的情况下，商人只能选择行使贿赂。这时候一个商人付出的代价包括：第一，行使贿赂所用的金钱与其他物质——相对于他所要达到的商业目的而言，这些物质显得并不重要；第二，贿赂事件东窗事发的风险；第三，商人和商业的道德感。第三点最让人震惊，因为一个让人丧失道德感的商业环境该是多么让人扼腕叹息和瞠目结舌。商业贿赂诚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个丧失了道德感的商业社会我们又要之何用？让它提供给我们的孩子有毒奶粉或者通过欺骗我们谋取利益吗？

官员付出的代价则是东窗事发的风险和同样的失去道德感。此前有人提议按照新加坡的方式高薪养廉，希冀从制度上解决此问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任新加坡总理时曾发出戏言：“我可能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总理，但是我可能也是世界上生活最为寒酸的总理。”政治上的制度设计，以及这种制度设计带来的对权力的约束力是减少商业贿赂的方法之一。但显然对中国来说，建立起这方面的合理结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尽量给予商业以发展空间，让权力不再挡在商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上，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改革”。俄罗斯前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来解释为何寡头最终也欢迎透明、开放和公正的商业环境：“有了钱，谁还愿意去赌场？”如果有更合适的方法来获取财富，没有人愿意去干不法的勾当。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最近频发的贿赂丑闻（商业角度）或者腐败丑闻（政治角度）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危机年代，遵照前人先贤的指导，我们应该加重政府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想到如何避免这些权力被滥用。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部分好的和健康的商业，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净化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