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富民”的经济增长，价值大打折扣。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过战后一段较长的发展阶段，科技不断进步， 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生产能力大增。但是国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失业率增加，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劳资关系紧张。

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当时日本的理论界存在“稳定成长论”和“高速增长论”两种观点，以池田勇人和下村治为代表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支持“高速增长论”。他们认为，只有让劳动者合理分享GDP增长的成果，国民收入和GDP同比率增长，才能有效解决生产力过剩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保持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

在此背景下， 池田内阁推出了以经济增长为手段， 国民收入增加为目的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多管齐下促增长

该计划其要点包括经济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和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具体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10年内，GDP和国民收入双双翻倍；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相应的，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实现GDP倍增： 充实社会资本； 产业结构升级，鼓励高生产率产业；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

针对经济结构不平衡，也出台了一些有力措施：1. 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2.完善社会保障计划，健全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3.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约占到日本1961年GDP的5%。4. 政府制定了保护农民的农产品“生产价格”，大幅度提升农民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了约30%。

“富民”计划效果显著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预定的目标；1967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1973年，又实现了一个翻番。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指数增长1.67倍。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保持在1.1%~1.3%之间，实现了充分就业。

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升级，也给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动力。在该计划完成的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副作用。计划导致企业的人工成本上升很快，虽然促进了产业升级，但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高工资和低失业率， 带来了一定的通货膨胀。从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5%，超过同期美国3.4%的平均通货膨胀率2.1个百分点。其他的问题还有：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日益严重。

中国也该“富民”了

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经济发展处境极其相似。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多年，国民不能合理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畸形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两极分化现象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些年，政府也做了很多相应努力，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依然在减小。

因此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摆脱单纯追求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思维定式，从“国富”战略转向“富民”战略。从实施“富民”战略的时机来看，中国早已具备充分的条件。

首先，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数据，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现在也处于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

其次，近几年，政府的收入（预算内和预算外）基本占GDP的30%以上，政府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规划。

再次，在政策层面上，“富民”战略和政府提出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等重要政策取向也完全一致。

最后，“富民”战略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 日本的经验证明，追求国民收入增长反而会带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国民收入增长的经济增长才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GDP增长，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虽然当前经济大环境加大了经济转型的成本，但还是应该坚持“富民”战略，以人为本，寻求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福祉的最大化，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