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为民之父母，解我于倒悬。有事儿找政府，是千百年来官民互动的主要模式，至今依然。然而，随着近期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种互动模式正出现难以为继的征兆，双方似乎都体认到此种方式的成本正变得过于高昂。

对于各地的父母官们来说，百姓动辄直接找上门来正变得不堪其扰。大到征地拆迁补偿，小到下岗再就业，无不要到衙门口来解决。有时明明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甚至是一件稀松平常的邻里纠纷，感到受冤屈的一方都要跑到县委县政府来申诉，如果一时三刻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事态就有可能激化，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导致官民冲突。

有鉴于此，日前中央党校在对各地县委书记进行培训时，特地加入了如何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节，而其中又特别强调无论事件规模大小，县委书记最好要第一时间到现场，以稳定民心，化解冲突。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氛围相对和谐，各利益群体的诉求均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没有哪个群体感到明显的被剥夺感，则上述“第一时间到现场”的精神不难贯彻，因为在这样的地方，突发性群体事件本身就是偶发的，不难在第一时间化解于萌芽状态。

但在当下这个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的年代，类似这样的和谐之地实属凤毛麟角，更为常态化的则是各群体的利益分化和冲突。在此情势之下践行“第一时间到现场”，县委书记们难免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事无巨细都由县委书记当场拍板落实，多少也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法之嫌。

此外，一旦此例常开，会不会形成一个另类示范效应：大小矛盾，一闹则灵？如此一来，则县委书记“第一时间到现场”的剧本必然常常上演，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搁置——相对于对群众诉求漠然置之而言——各种矛盾冲突的同时，会否在一定意义上催生各种矛盾冲突的显性化：不闹不足以引起重视，不足以让县委书记们到现场，只有动静足够大，才能解决问题。

但从百姓的角度来说，不找政府又能找谁呢？前现代社会的宗亲社会自我管理模式早已瓦解，当下的政府身为全能型政府又一向面面俱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无所不管，在一般百姓的眼中，甚至公检法也一并被视为同属政府序列。只要政府出面，也只有政府出面，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无论是以前下岗工人不找市场找市长，还是现在百姓不去法院去市府大院，遵循的都是同一个逻辑。

令情形变得更复杂的是，在一些矛盾冲突中，尤其在当前比较集中出现的土地拆迁冲突中，政府本身就是或明或暗的利益相关方，这更加大了百姓找政府的动力，因为他们知道，与有政府撑腰的开发商正面博弈必输无疑。这也解释了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为何不看好与出租车行业协会的对话，在他们眼里，组成这些协会的要么是跟官府有关系的运营商，要么就是来自衙门口的人，与其跟政府的派生机构打交道，不如直接面对政府陈情。

政府不堪百姓频频上门又卸责无方，百姓除政府外求告别无他门，对于受制于此种结构性矛盾的双方来说，县委书记“第一时间到场”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很多情况下连治标都算不上，顶多算是扬汤止沸。

因此，就官民关系来谈官民关系，只能是原地打转。文章须在官民之外做。从裁判兼教练到只做教练，从全能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主动为自己减负，让百姓能够“自理家务”，是各地政府摆脱目前被动招架局面的关键。

权力是甜蜜的，责任是苦涩的，不放弃一部分的甜头，难以去除那不得已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