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深受国民拥护？在上下全力保增长热潮中，这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中国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将决定各项保增长政策可以走多远。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要让国民在增长中得到充足实惠。中国的 GDP总量七八年就会倍增，国民实际收入只能比这一增速更快，否则，就不要怪大家对财政收入多年来2至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状况很不满意，这是常识，人同此心。

然而，在近期讨论保增长的政策调整时，反差仍然强烈。

一方面是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推出堪称“跃进”的庞大刺激方案，铁路建设率先宣布的3万亿投资，各省市先后宣布的18万亿计划，都让人感觉钱不是钱，而只是决策者大笔一挥的数字。

但另一方面，每当事关国民实际收益的政策调整，无论社保差额的补足，个税起征点提高，即使涉及金额是数百亿、上千亿，却总是困难重重，不好推动。

究其内因，投资规模越大，拉动GDP似乎越快，加上这关系诸多利益相关者的未来，各级政府最有积极性。而民生、社保、减税等领域，看起来对GDP拉动有限，甚至会减少政府部门权限和寻租空间，当然没人起劲推动，放任这种轻重失当，不排除导致本轮政策调整走偏。

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经济增长硕果累累。而30年改革的重要不足，则是国民收入和福利增加不够。我们观察分析曾同样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近邻日本，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国强，更有民富，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顺利实施，确保了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并在衰退时仍有强大内需支撑。

如果说，过去30年，国家需要集中财力办大事，需要让各级财政有更多钱，投入基础设施，建立社会保障，规划产业布局，消化历史包袱，大家可以理解。但任何成本都要有个限度，而不能无限延续。30年来，多少国民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不小代价，下岗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待业的学生，因为分配不合理而沦为中低收入的人群，加起来数以亿计，不能让他们继续在沉默中承担过大代价。

推而广之，13亿国民都有权利争取更好收入，更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国之为国，是国民之国，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少数权势阶层之国，这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共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不能以更恰当的政策调整，充分满足国民正常收入增长需求，不能给全体国民更合理福利倾斜，改革发展就会失去意义。

具体到当前争论不休的个税起征点调整，我们支持在2000元基础上大幅上调，调到3000元不错，5000元更好，8000或10000元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只要有利于增加多数国民实际收入，就是好政策。我们更倾向赞同另一种减税方式：适当降低税率。让尽可能多的人成为纳税人，有利于增强公民意识，这也是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应纳税多少，则要基于公平原则，充分考虑其实际收入增长。

个税不是财政收入的唯一支撑，大幅减免不会影响大局，却可以实实在在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如果个税起征点无法一次性大幅提高，个税税率则应考虑下调。这样既保证多数国民仍是纳税人，也不因税收过重压制国民收入正常增长。大家钱多了，消费支出和社会投资才能被拉动。

除了税收，国民收入增长更主要依托充分就业。但目前公布的城镇新增登记失业数据，只有部分参考意义，无法全面反映国民就业状况。近2亿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大量没有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以及相当数量虽有工作但收入明显偏低的劳动者，都无法通过正常劳动所得实现收入合理增长，这应当引起决策者高度重视。

解决就业，需要政府大型项目建设投资，更需要社会自发创业与市场机会扩充。刚刚披露的全国公务员考试热潮和超低录用率，再次从侧面表明就业形势之严峻，自主创业冲动之不足。如果还不能大幅放宽行业进入限制，不鼓励更多有实力、有愿望的人投资创业，猛增的失业人口，容易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抵触和财富分化的仇视，这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好消息。

我们呼吁政策调整目标更多指向国民收入增长，不仅为利民，更是为利国。民心不稳，国基动摇。如果政府部门仍沉迷于投资拉动，为了保GDP增速不惜吹泡沫、造景气，或图谋在大规模投资计划中混水摸鱼、大肆寻租，必将祸国殃民。

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要实现国民收入更好更快增长并不太难。难的是政策思路转变，政府权力约束，体制机制突围，收入分配优化。这不只是政府是否与民争利的事，而是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关系国家强盛和国民富裕的合理逻辑。

中国经济已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政策选择应基于更明确价值指向。当前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我们期望，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会议，以及明年3月全国两会，能够高瞻远瞩，审慎决策，给国民以实惠，保经济以稳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