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之后的奥运冠军访港是时尚界以及众多品牌的意外收获，在香港《苹果日报》的“勤力”追踪下，我们得以看到身着Armani的肖钦和黄旭，LV包傍身的杨威以及郭晶晶的Tod's奥运限量版手袋。
相较之下，梁朝伟与刘嘉玲的不丹大婚则充斥着刻意的商业痕迹，不难想像在此之前众品牌公关所付诸的努力，除了明星婚礼必不可少的Vera Wang和Cartier，最大的赢家则是法国品牌Roger Vivierd，刘嘉玲选择了一款名为Sandal Rose的鞋作为婚鞋，这一细节几乎在所有参与报道的媒体中都得以提及，也使这个在中国名气并不响亮的品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难想象，在成功定位之后，Roger Vivierd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名人和明星在奢侈品的帝国中，到底有多重要？答案是很重要，时尚本身便是少数人兴风作浪而大多数人尾随的一件事。当你翻开众多奢侈品的发家史便能发现，温莎公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极其高，大多数品牌都津津乐道于与他的故事，诸如“温莎公爵选择的珠宝”、“温莎公爵偏爱的鞋”，这些成为了品牌价值的一个部分，要知道，在那个缺乏时尚导向的年代，温莎公爵的选择是无上荣耀。
几乎没有任何例外，耳熟能详的GUCCI也是站在了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迅速成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名人和明星们多次被拍摄到用 GUCCI 的手袋，当中捧场者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影星奥黛丽·赫本及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Jackie Kennedy)，而其中的一款因为得到杰奎琳的特别青睐，此款手袋也被刻意命名为“Jackie”。
事实上，我们熟悉的这些奢侈品牌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的传奇演绎，它们的故事如果放在现在，未必能经得起消费者的挑剔。时代的发展、资讯的丰富带来了品鉴能力的个人化，曾几何时，在《蒂凡尼的早餐》公映后，大街小巷到处是全身上下复制赫本的女人，这样的情境其实是更多人了解自己必经的道路，但像赫本那样的全民时尚偶像不可能也不会再次出现。
对于现在趋于理性的大多数人来说，名人和明星能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欲望的，多集中在配件上。道理很简单，虽然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5000欧元的裙子，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舍得花费50欧元买一瓶同品牌的香水或领带。据说，在Versace全年总收入中，有21%的利润来自衣饰配件。
《品质生活》总结了四个影响名人生活的品牌，带你领略那些通过传奇和名人打动人心的时尚力量。
卡地亚（Cartier）
从《泰坦尼克号》的海洋之心，到《色戒》的“鸽子蛋”，Cartier的每一次出场都与爱有关，Cartier的钻戒更是和Vera Wang的名贵婚纱一道，被誉为明星婚礼不可或缺的道具，最好的例子便是Avril的经典皇冠婚戒以及刘嘉玲的12克拉全美梨形钻戒。
爱的价值不能通过价格来简单估算，更有借鉴意义的单品则是台湾首富郭台铭选择的定婚对戒，以及1970年问世Love系列,其中以那款需要用特制螺丝起子打开的手环最为经典，“代言人”包括王菲与谢霆锋、陈冠希与历任绯闻女友，如今的物是人非那都是后话了。
雷朋（Ray-Ban）
早在97年，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和汤米·琼斯（Tommy Lee Jones）在电影《MIB星际战警》选择雷朋的眼镜出场，之后便掀起了雷朋热卖的潮流，全球的销售总量约增加了20%。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雷朋的拥护者，不过，由于私人生活的过度暴露，在最近的亮相中，萨科齐已经低调许多，鲜少戴着雷朋的太阳镜出现了。而对于腕表，他则偏爱百年灵。
万宝龙（Montblanc）
1924年，万宝龙经典大班系列推出，其中的万宝龙大班149墨水笔成为迄今仍受追捧的对象。1984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约所用的那支钢笔，正是万宝龙。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前苏联前领袖戈尔巴乔夫、教皇保罗二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无一例外地在签署国际条约时手执万宝龙。
要面包，还是要时尚？
□撰文：Amanda Shi
作为时尚界例行的盛会之一，09春夏纽约时装周9月5日在曼哈顿的布赖恩特公园开幕。在同一天，美权威机构连续发布了两则有关经济持续降温消息，显示美国单月失业率和季度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案例数量双创新高。沮丧的论调开始出现在有关时装周的评论当中，纽约潮流媒体《乡村之声》最为直接，“大多数美国人如今正发愁选择填饱肚子还是给汽车加满油，谁会关心光滑丝绸和扇面褶皱哪个更漂亮的问题呢？”
每一年的时装周都预示了一些人的开始和更多人的结束。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有成名的运气，但让自己的作品走上T台，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不过，代价可不小，一个不太出名的造型师估计1天的薪金是5000到6000美金，但如果换作一个明星级的造型师，则有可能1天便要支付他20000美金。除非你是“金童”Marc Jacobs，否则，从2500美金起算的模特费是另一笔大开销，超模们更是天价，比如Gemma Ward需要20000美金的出场费。
随着能源价格高企和农产品价格上扬，全球经济陷入滞胀。不要认为这和时尚毫无干系，再有创意的艺术家也需要吃面包，作品发布的大投入，却遇上不景气的年份，很多设计师的流星命运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并不是任何潮流都缺少关注度，处于风口浪尖的奥巴马夫人成为时尚界的热点，各种时尚媒体争相总结她在各种场合的不同衣着并制作专题，以表达对这位新一代时尚领袖的膜拜。而另一名候选人麦凯恩的妻子辛迪也不乏追捧，毕竟，新的领袖意味着新的政治格局和新的经济希望。
从裙摆看经济
事实上，经济与时尚产业的关系并不止于关注度的高低上，近似于玩笑却不无道理的，有人总结出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裙摆指数”——裙摆加长，股市下跌；裙摆变短，股市上涨。也就是说，时尚所要求的面料长度与股票指数的涨跌幅度是成反比的。
上个世纪，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整个60年代的快速发展，著名服装专家A·布莱克和M·加兰德教授的巨著《时装历史》中关于“五花八门的六、七十年代”的一章开头写道： “伴随着玛丽·奎恩特（Mary Quant）的伦敦英王大道上的‘巴萨’百货店的开业，在时装历史上一个始料未及的崭新一页开始了。”从此，迷你裙和披头士、牛仔裤、反战以及《蒂凡尼的早餐》中风华绝代的赫本成为60年代青年人潮流的标本。不过，暂时拉高的裙子很快因为70年代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而再次变长，人们只能在购买不过时的服装或购买二手衣之间做出选择，“毛衫王后”索尼娅·里杰尔推出的纯羊毛作品因为穿着舒适又容易搭配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畅销品。
80年代初，西方经济先后走出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进人第四个经济周期。这个年代，也成为设计师想像力集体爆发的年代：擅长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高田贤三开始了他充满巴黎味道的时装之旅；日后的时装机器卡尔·拉格菲尔德开始用翻领T恤搭配同质地的短袖开衫……
极端个人主义的绝地逢生
时装对于经济环境的依赖，连被称为最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亦没法免俗。如果没有记错，Yves Saint Laurent以及一代订制女服宗师纪梵希（Givenchy）都曾宣布过它的死亡，高级定制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导致市场缩水的原因，一件高级定制礼服的手工制作一般超过100小时，包括了量身、设计、画图、做人台、手工缝制、上门为顾客试装四次等工序，而且每次试装完毕都需要重新拆缝一遍。先不说这昂贵的衣料、手工和设计，只说这往返于设计室和顾客所在城市的八张机票，便不是大众可以承受得起的。
不过，另Yves Saint Laurent和纪梵希都想不到的是，高级定制时装的转机发生在了2007年。John Galliano为纪念入主Dior十年，将日式折纸工艺与经典版型作惊艳结合；ChristianLacroix为纪念品牌20年，拿出自己热爱的一切满目繁华做总结；常青树Valentino则以全白的秀场唤起人们对1968年的纪念……各种噱头的纪念日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看台第一排上日渐丰富的亚非拉面孔同样也不可忽视。
继Chanel在香港发布了亚洲首次高级定制女装之后，Giorgio Armani携40余位模特以及他30年以来设计的高级成衣和高级定制女装在上海亮相，同年，Valentino在高级时装部分的利润增长了75%，大部分顾客都来自香港、泰国、中国内地。
对于时尚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法则，最坏的时代也往往就是最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到2.5%，为了驱散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自信情绪，法国时装界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托卡迪罗（Trocadero）花园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时装节，吸引到数千名巴黎观众以及全世界上十亿电视观众，巧妙转移大众注意力；同样，时尚杂志开先河者《Bazaar》创办于经济大萧条的140年前，却成为慰藉无数女性心灵的良方。
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复杂，有了时装，便有了希望。
源自维也纳的艺术
梦萦维也纳
梦萦维也纳
在这片位于欧洲心脏地带，被多瑙河浓厚艺术气氛笼罩的土地，是奥地利首都，更是一座比起国家更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
走进维也纳就仿佛迈进西方文明的一个门槛，艺术已经与维也纳的生活融为一体，具有维也纳传统的精湛优质艺术品更被维也纳优质产品评定委员会授予“优质产品标志”。
1951年，维也纳珐琅艺术家Michaela Frey一手创建FREY WILLE品牌，她用珐琅创作装饰品和首饰，运用手工绘制的花朵和民间纹案加以点缀而创制出100%奥地利纯手工制造的艺术珐琅饰品系列。
FREY WILLE的装饰性艺术首饰坚决主张纯粹的艺术真实。每一套首饰系列在制作之前，都要经历长达两年的开发过程，每个作品系列都是源自于对艺术历史研究或由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启发灵感，其间，需要绘制不计其数的草图，颜色的细节在设计和制作前也要反复推敲。FREY WILLE的艺术家们一贯秉承公司对艺术历史认识和细节研发工作的最高标准，因而每一款饰品都独具经典、弥足珍贵。
FREY WILLE 的珐琅巅峰之作－18K金系列
造型独具匠心的新款18k金系列是源自FREY WILLE设计团队的又一呕心呖作，精美珐琅的运用与18k金的闪亮镶边更是让这一系列产品独具特色。
Nautilus, Helios, Oyster是维也纳FREY WILLE设计室创作的顶级18k金版戒指，每一枚都内含新意并向佩带者传达着独一无二的视觉震撼力。
提到耳环设计，Frey Wille 的产品开发师Barbara Haberl-Heissler 在这方面绝非等闲之辈，深得钟爱的珐琅钮扣耳环因添加了挂钩设计而更加彰显优雅气质。正因如此，这种波浪式的珐琅设计风格还运用到了波浪吊坠以及耳环上，形成了正所谓“立体摆动”的感觉。
新创作的18k金吊坠则为小巧珐琅坠面饰以精练纯粹的18k黄/白金；配上纤细的Alpha链，绝对是一款时尚的点睛之笔。
18k金系列全部取材于Frey Wille最为畅销的设计——无论是klimt，monet还是百水，Mucha以及经典的古罗马系列。
站得高，走得远
□撰文：Amanda Shi
13
2008-9-25
奥运会之后的奥运冠军访港是时尚界以及众多品牌的意外收获，在香港《苹果日报》的“勤力”追踪下，我们得以看到身着Armani的肖钦和黄旭，LV包傍身的杨威以及郭晶晶的Tod's奥运限量版手袋。
相较之下，梁朝伟与刘嘉玲的不丹大婚则充斥着刻意的商业痕迹，不难想像在此之前众品牌公关所付诸的努力，除了明星婚礼必不可少的Vera Wang和Cartier，最大的赢家则是法国品牌Roger Vivierd，刘嘉玲选择了一款名为Sandal Rose的鞋作为婚鞋，这一细节几乎在所有参与报道的媒体中都得以提及，也使这个在中国名气并不响亮的品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难想象，在成功定位之后，Roger Vivierd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名人和明星在奢侈品的帝国中，到底有多重要？答案是很重要，时尚本身便是少数人兴风作浪而大多数人尾随的一件事。当你翻开众多奢侈品的发家史便能发现，温莎公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极其高，大多数品牌都津津乐道于与他的故事，诸如“温莎公爵选择的珠宝”、“温莎公爵偏爱的鞋”，这些成为了品牌价值的一个部分，要知道，在那个缺乏时尚导向的年代，温莎公爵的选择是无上荣耀。
几乎没有任何例外，耳熟能详的GUCCI也是站在了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迅速成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名人和明星们多次被拍摄到用 GUCCI 的手袋，当中捧场者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影星奥黛丽·赫本及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Jackie Kennedy)，而其中的一款因为得到杰奎琳的特别青睐，此款手袋也被刻意命名为“Jackie”。
事实上，我们熟悉的这些奢侈品牌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的传奇演绎，它们的故事如果放在现在，未必能经得起消费者的挑剔。时代的发展、资讯的丰富带来了品鉴能力的个人化，曾几何时，在《蒂凡尼的早餐》公映后，大街小巷到处是全身上下复制赫本的女人，这样的情境其实是更多人了解自己必经的道路，但像赫本那样的全民时尚偶像不可能也不会再次出现。
对于现在趋于理性的大多数人来说，名人和明星能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欲望的，多集中在配件上。道理很简单，虽然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5000欧元的裙子，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舍得花费50欧元买一瓶同品牌的香水或领带。据说，在Versace全年总收入中，有21%的利润来自衣饰配件。
《品质生活》总结了四个影响名人生活的品牌，带你领略那些通过传奇和名人打动人心的时尚力量。
卡地亚（Cartier）
从《泰坦尼克号》的海洋之心，到《色戒》的“鸽子蛋”，Cartier的每一次出场都与爱有关，Cartier的钻戒更是和Vera Wang的名贵婚纱一道，被誉为明星婚礼不可或缺的道具，最好的例子便是Avril的经典皇冠婚戒以及刘嘉玲的12克拉全美梨形钻戒。
爱的价值不能通过价格来简单估算，更有借鉴意义的单品则是台湾首富郭台铭选择的定婚对戒，以及1970年问世Love系列,其中以那款需要用特制螺丝起子打开的手环最为经典，“代言人”包括王菲与谢霆锋、陈冠希与历任绯闻女友，如今的物是人非那都是后话了。
雷朋（Ray-Ban）
早在97年，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和汤米·琼斯（Tommy Lee Jones）在电影《MIB星际战警》选择雷朋的眼镜出场，之后便掀起了雷朋热卖的潮流，全球的销售总量约增加了20%。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雷朋的拥护者，不过，由于私人生活的过度暴露，在最近的亮相中，萨科齐已经低调许多，鲜少戴着雷朋的太阳镜出现了。而对于腕表，他则偏爱百年灵。
万宝龙（Montblanc）
1924年，万宝龙经典大班系列推出，其中的万宝龙大班149墨水笔成为迄今仍受追捧的对象。1984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约所用的那支钢笔，正是万宝龙。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前苏联前领袖戈尔巴乔夫、教皇保罗二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无一例外地在签署国际条约时手执万宝龙。
要面包，还是要时尚？
□撰文：Amanda Shi
作为时尚界例行的盛会之一，09春夏纽约时装周9月5日在曼哈顿的布赖恩特公园开幕。在同一天，美权威机构连续发布了两则有关经济持续降温消息，显示美国单月失业率和季度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案例数量双创新高。沮丧的论调开始出现在有关时装周的评论当中，纽约潮流媒体《乡村之声》最为直接，“大多数美国人如今正发愁选择填饱肚子还是给汽车加满油，谁会关心光滑丝绸和扇面褶皱哪个更漂亮的问题呢？”
每一年的时装周都预示了一些人的开始和更多人的结束。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有成名的运气，但让自己的作品走上T台，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不过，代价可不小，一个不太出名的造型师估计1天的薪金是5000到6000美金，但如果换作一个明星级的造型师，则有可能1天便要支付他20000美金。除非你是“金童”Marc Jacobs，否则，从2500美金起算的模特费是另一笔大开销，超模们更是天价，比如Gemma Ward需要20000美金的出场费。
随着能源价格高企和农产品价格上扬，全球经济陷入滞胀。不要认为这和时尚毫无干系，再有创意的艺术家也需要吃面包，作品发布的大投入，却遇上不景气的年份，很多设计师的流星命运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并不是任何潮流都缺少关注度，处于风口浪尖的奥巴马夫人成为时尚界的热点，各种时尚媒体争相总结她在各种场合的不同衣着并制作专题，以表达对这位新一代时尚领袖的膜拜。而另一名候选人麦凯恩的妻子辛迪也不乏追捧，毕竟，新的领袖意味着新的政治格局和新的经济希望。
从裙摆看经济
事实上，经济与时尚产业的关系并不止于关注度的高低上，近似于玩笑却不无道理的，有人总结出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裙摆指数”——裙摆加长，股市下跌；裙摆变短，股市上涨。也就是说，时尚所要求的面料长度与股票指数的涨跌幅度是成反比的。
上个世纪，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整个60年代的快速发展，著名服装专家A·布莱克和M·加兰德教授的巨著《时装历史》中关于“五花八门的六、七十年代”的一章开头写道： “伴随着玛丽·奎恩特（Mary Quant）的伦敦英王大道上的‘巴萨’百货店的开业，在时装历史上一个始料未及的崭新一页开始了。”从此，迷你裙和披头士、牛仔裤、反战以及《蒂凡尼的早餐》中风华绝代的赫本成为60年代青年人潮流的标本。不过，暂时拉高的裙子很快因为70年代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而再次变长，人们只能在购买不过时的服装或购买二手衣之间做出选择，“毛衫王后”索尼娅·里杰尔推出的纯羊毛作品因为穿着舒适又容易搭配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畅销品。
80年代初，西方经济先后走出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进人第四个经济周期。这个年代，也成为设计师想像力集体爆发的年代：擅长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高田贤三开始了他充满巴黎味道的时装之旅；日后的时装机器卡尔·拉格菲尔德开始用翻领T恤搭配同质地的短袖开衫……
极端个人主义的绝地逢生
时装对于经济环境的依赖，连被称为最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亦没法免俗。如果没有记错，Yves Saint Laurent以及一代订制女服宗师纪梵希（Givenchy）都曾宣布过它的死亡，高级定制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导致市场缩水的原因，一件高级定制礼服的手工制作一般超过100小时，包括了量身、设计、画图、做人台、手工缝制、上门为顾客试装四次等工序，而且每次试装完毕都需要重新拆缝一遍。先不说这昂贵的衣料、手工和设计，只说这往返于设计室和顾客所在城市的八张机票，便不是大众可以承受得起的。
不过，另Yves Saint Laurent和纪梵希都想不到的是，高级定制时装的转机发生在了2007年。John Galliano为纪念入主Dior十年，将日式折纸工艺与经典版型作惊艳结合；ChristianLacroix为纪念品牌20年，拿出自己热爱的一切满目繁华做总结；常青树Valentino则以全白的秀场唤起人们对1968年的纪念……各种噱头的纪念日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看台第一排上日渐丰富的亚非拉面孔同样也不可忽视。
继Chanel在香港发布了亚洲首次高级定制女装之后，Giorgio Armani携40余位模特以及他30年以来设计的高级成衣和高级定制女装在上海亮相，同年，Valentino在高级时装部分的利润增长了75%，大部分顾客都来自香港、泰国、中国内地。
对于时尚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法则，最坏的时代也往往就是最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到2.5%，为了驱散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自信情绪，法国时装界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托卡迪罗（Trocadero）花园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时装节，吸引到数千名巴黎观众以及全世界上十亿电视观众，巧妙转移大众注意力；同样，时尚杂志开先河者《Bazaar》创办于经济大萧条的140年前，却成为慰藉无数女性心灵的良方。
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复杂，有了时装，便有了希望。
源自维也纳的艺术
梦萦维也纳
梦萦维也纳
在这片位于欧洲心脏地带，被多瑙河浓厚艺术气氛笼罩的土地，是奥地利首都，更是一座比起国家更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
走进维也纳就仿佛迈进西方文明的一个门槛，艺术已经与维也纳的生活融为一体，具有维也纳传统的精湛优质艺术品更被维也纳优质产品评定委员会授予“优质产品标志”。
1951年，维也纳珐琅艺术家Michaela Frey一手创建FREY WILLE品牌，她用珐琅创作装饰品和首饰，运用手工绘制的花朵和民间纹案加以点缀而创制出100%奥地利纯手工制造的艺术珐琅饰品系列。
FREY WILLE的装饰性艺术首饰坚决主张纯粹的艺术真实。每一套首饰系列在制作之前，都要经历长达两年的开发过程，每个作品系列都是源自于对艺术历史研究或由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启发灵感，其间，需要绘制不计其数的草图，颜色的细节在设计和制作前也要反复推敲。FREY WILLE的艺术家们一贯秉承公司对艺术历史认识和细节研发工作的最高标准，因而每一款饰品都独具经典、弥足珍贵。
FREY WILLE 的珐琅巅峰之作－18K金系列
造型独具匠心的新款18k金系列是源自FREY WILLE设计团队的又一呕心呖作，精美珐琅的运用与18k金的闪亮镶边更是让这一系列产品独具特色。
Nautilus, Helios, Oyster是维也纳FREY WILLE设计室创作的顶级18k金版戒指，每一枚都内含新意并向佩带者传达着独一无二的视觉震撼力。
提到耳环设计，Frey Wille 的产品开发师Barbara Haberl-Heissler 在这方面绝非等闲之辈，深得钟爱的珐琅钮扣耳环因添加了挂钩设计而更加彰显优雅气质。正因如此，这种波浪式的珐琅设计风格还运用到了波浪吊坠以及耳环上，形成了正所谓“立体摆动”的感觉。
新创作的18k金吊坠则为小巧珐琅坠面饰以精练纯粹的18k黄/白金；配上纤细的Alpha链，绝对是一款时尚的点睛之笔。
18k金系列全部取材于Frey Wille最为畅销的设计——无论是klimt，monet还是百水，Mucha以及经典的古罗马系列。
站得高，走得远
□撰文：Amanda Shi
13
2008-9-25
奥运会之后的奥运冠军访港是时尚界以及众多品牌的意外收获，在香港《苹果日报》的“勤力”追踪下，我们得以看到身着Armani的肖钦和黄旭，LV包傍身的杨威以及郭晶晶的Tod's奥运限量版手袋。
相较之下，梁朝伟与刘嘉玲的不丹大婚则充斥着刻意的商业痕迹，不难想像在此之前众品牌公关所付诸的努力，除了明星婚礼必不可少的Vera Wang和Cartier，最大的赢家则是法国品牌Roger Vivierd，刘嘉玲选择了一款名为Sandal Rose的鞋作为婚鞋，这一细节几乎在所有参与报道的媒体中都得以提及，也使这个在中国名气并不响亮的品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难想象，在成功定位之后，Roger Vivierd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名人和明星在奢侈品的帝国中，到底有多重要？答案是很重要，时尚本身便是少数人兴风作浪而大多数人尾随的一件事。当你翻开众多奢侈品的发家史便能发现，温莎公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极其高，大多数品牌都津津乐道于与他的故事，诸如“温莎公爵选择的珠宝”、“温莎公爵偏爱的鞋”，这些成为了品牌价值的一个部分，要知道，在那个缺乏时尚导向的年代，温莎公爵的选择是无上荣耀。
几乎没有任何例外，耳熟能详的GUCCI也是站在了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迅速成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名人和明星们多次被拍摄到用 GUCCI 的手袋，当中捧场者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影星奥黛丽·赫本及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Jackie Kennedy)，而其中的一款因为得到杰奎琳的特别青睐，此款手袋也被刻意命名为“Jackie”。
事实上，我们熟悉的这些奢侈品牌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的传奇演绎，它们的故事如果放在现在，未必能经得起消费者的挑剔。时代的发展、资讯的丰富带来了品鉴能力的个人化，曾几何时，在《蒂凡尼的早餐》公映后，大街小巷到处是全身上下复制赫本的女人，这样的情境其实是更多人了解自己必经的道路，但像赫本那样的全民时尚偶像不可能也不会再次出现。
对于现在趋于理性的大多数人来说，名人和明星能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欲望的，多集中在配件上。道理很简单，虽然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5000欧元的裙子，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舍得花费50欧元买一瓶同品牌的香水或领带。据说，在Versace全年总收入中，有21%的利润来自衣饰配件。
《品质生活》总结了四个影响名人生活的品牌，带你领略那些通过传奇和名人打动人心的时尚力量。
卡地亚（Cartier）
从《泰坦尼克号》的海洋之心，到《色戒》的“鸽子蛋”，Cartier的每一次出场都与爱有关，Cartier的钻戒更是和Vera Wang的名贵婚纱一道，被誉为明星婚礼不可或缺的道具，最好的例子便是Avril的经典皇冠婚戒以及刘嘉玲的12克拉全美梨形钻戒。
爱的价值不能通过价格来简单估算，更有借鉴意义的单品则是台湾首富郭台铭选择的定婚对戒，以及1970年问世Love系列,其中以那款需要用特制螺丝起子打开的手环最为经典，“代言人”包括王菲与谢霆锋、陈冠希与历任绯闻女友，如今的物是人非那都是后话了。
雷朋（Ray-Ban）
早在97年，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和汤米·琼斯（Tommy Lee Jones）在电影《MIB星际战警》选择雷朋的眼镜出场，之后便掀起了雷朋热卖的潮流，全球的销售总量约增加了20%。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雷朋的拥护者，不过，由于私人生活的过度暴露，在最近的亮相中，萨科齐已经低调许多，鲜少戴着雷朋的太阳镜出现了。而对于腕表，他则偏爱百年灵。
万宝龙（Montblanc）
1924年，万宝龙经典大班系列推出，其中的万宝龙大班149墨水笔成为迄今仍受追捧的对象。1984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约所用的那支钢笔，正是万宝龙。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前苏联前领袖戈尔巴乔夫、教皇保罗二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无一例外地在签署国际条约时手执万宝龙。
要面包，还是要时尚？
□撰文：Amanda Shi
作为时尚界例行的盛会之一，09春夏纽约时装周9月5日在曼哈顿的布赖恩特公园开幕。在同一天，美权威机构连续发布了两则有关经济持续降温消息，显示美国单月失业率和季度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案例数量双创新高。沮丧的论调开始出现在有关时装周的评论当中，纽约潮流媒体《乡村之声》最为直接，“大多数美国人如今正发愁选择填饱肚子还是给汽车加满油，谁会关心光滑丝绸和扇面褶皱哪个更漂亮的问题呢？”
每一年的时装周都预示了一些人的开始和更多人的结束。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有成名的运气，但让自己的作品走上T台，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不过，代价可不小，一个不太出名的造型师估计1天的薪金是5000到6000美金，但如果换作一个明星级的造型师，则有可能1天便要支付他20000美金。除非你是“金童”Marc Jacobs，否则，从2500美金起算的模特费是另一笔大开销，超模们更是天价，比如Gemma Ward需要20000美金的出场费。
随着能源价格高企和农产品价格上扬，全球经济陷入滞胀。不要认为这和时尚毫无干系，再有创意的艺术家也需要吃面包，作品发布的大投入，却遇上不景气的年份，很多设计师的流星命运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并不是任何潮流都缺少关注度，处于风口浪尖的奥巴马夫人成为时尚界的热点，各种时尚媒体争相总结她在各种场合的不同衣着并制作专题，以表达对这位新一代时尚领袖的膜拜。而另一名候选人麦凯恩的妻子辛迪也不乏追捧，毕竟，新的领袖意味着新的政治格局和新的经济希望。
从裙摆看经济
事实上，经济与时尚产业的关系并不止于关注度的高低上，近似于玩笑却不无道理的，有人总结出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裙摆指数”——裙摆加长，股市下跌；裙摆变短，股市上涨。也就是说，时尚所要求的面料长度与股票指数的涨跌幅度是成反比的。
上个世纪，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整个60年代的快速发展，著名服装专家A·布莱克和M·加兰德教授的巨著《时装历史》中关于“五花八门的六、七十年代”的一章开头写道： “伴随着玛丽·奎恩特（Mary Quant）的伦敦英王大道上的‘巴萨’百货店的开业，在时装历史上一个始料未及的崭新一页开始了。”从此，迷你裙和披头士、牛仔裤、反战以及《蒂凡尼的早餐》中风华绝代的赫本成为60年代青年人潮流的标本。不过，暂时拉高的裙子很快因为70年代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而再次变长，人们只能在购买不过时的服装或购买二手衣之间做出选择，“毛衫王后”索尼娅·里杰尔推出的纯羊毛作品因为穿着舒适又容易搭配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畅销品。
80年代初，西方经济先后走出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进人第四个经济周期。这个年代，也成为设计师想像力集体爆发的年代：擅长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高田贤三开始了他充满巴黎味道的时装之旅；日后的时装机器卡尔·拉格菲尔德开始用翻领T恤搭配同质地的短袖开衫……
极端个人主义的绝地逢生
时装对于经济环境的依赖，连被称为最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亦没法免俗。如果没有记错，Yves Saint Laurent以及一代订制女服宗师纪梵希（Givenchy）都曾宣布过它的死亡，高级定制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导致市场缩水的原因，一件高级定制礼服的手工制作一般超过100小时，包括了量身、设计、画图、做人台、手工缝制、上门为顾客试装四次等工序，而且每次试装完毕都需要重新拆缝一遍。先不说这昂贵的衣料、手工和设计，只说这往返于设计室和顾客所在城市的八张机票，便不是大众可以承受得起的。
不过，另Yves Saint Laurent和纪梵希都想不到的是，高级定制时装的转机发生在了2007年。John Galliano为纪念入主Dior十年，将日式折纸工艺与经典版型作惊艳结合；ChristianLacroix为纪念品牌20年，拿出自己热爱的一切满目繁华做总结；常青树Valentino则以全白的秀场唤起人们对1968年的纪念……各种噱头的纪念日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看台第一排上日渐丰富的亚非拉面孔同样也不可忽视。
继Chanel在香港发布了亚洲首次高级定制女装之后，Giorgio Armani携40余位模特以及他30年以来设计的高级成衣和高级定制女装在上海亮相，同年，Valentino在高级时装部分的利润增长了75%，大部分顾客都来自香港、泰国、中国内地。
对于时尚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法则，最坏的时代也往往就是最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到2.5%，为了驱散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自信情绪，法国时装界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托卡迪罗（Trocadero）花园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时装节，吸引到数千名巴黎观众以及全世界上十亿电视观众，巧妙转移大众注意力；同样，时尚杂志开先河者《Bazaar》创办于经济大萧条的140年前，却成为慰藉无数女性心灵的良方。
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复杂，有了时装，便有了希望。
源自维也纳的艺术
梦萦维也纳
梦萦维也纳
在这片位于欧洲心脏地带，被多瑙河浓厚艺术气氛笼罩的土地，是奥地利首都，更是一座比起国家更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
走进维也纳就仿佛迈进西方文明的一个门槛，艺术已经与维也纳的生活融为一体，具有维也纳传统的精湛优质艺术品更被维也纳优质产品评定委员会授予“优质产品标志”。
1951年，维也纳珐琅艺术家Michaela Frey一手创建FREY WILLE品牌，她用珐琅创作装饰品和首饰，运用手工绘制的花朵和民间纹案加以点缀而创制出100%奥地利纯手工制造的艺术珐琅饰品系列。
FREY WILLE的装饰性艺术首饰坚决主张纯粹的艺术真实。每一套首饰系列在制作之前，都要经历长达两年的开发过程，每个作品系列都是源自于对艺术历史研究或由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启发灵感，其间，需要绘制不计其数的草图，颜色的细节在设计和制作前也要反复推敲。FREY WILLE的艺术家们一贯秉承公司对艺术历史认识和细节研发工作的最高标准，因而每一款饰品都独具经典、弥足珍贵。
FREY WILLE 的珐琅巅峰之作－18K金系列
造型独具匠心的新款18k金系列是源自FREY WILLE设计团队的又一呕心呖作，精美珐琅的运用与18k金的闪亮镶边更是让这一系列产品独具特色。
Nautilus, Helios, Oyster是维也纳FREY WILLE设计室创作的顶级18k金版戒指，每一枚都内含新意并向佩带者传达着独一无二的视觉震撼力。
提到耳环设计，Frey Wille 的产品开发师Barbara Haberl-Heissler 在这方面绝非等闲之辈，深得钟爱的珐琅钮扣耳环因添加了挂钩设计而更加彰显优雅气质。正因如此，这种波浪式的珐琅设计风格还运用到了波浪吊坠以及耳环上，形成了正所谓“立体摆动”的感觉。
新创作的18k金吊坠则为小巧珐琅坠面饰以精练纯粹的18k黄/白金；配上纤细的Alpha链，绝对是一款时尚的点睛之笔。
18k金系列全部取材于Frey Wille最为畅销的设计——无论是klimt，monet还是百水，Mucha以及经典的古罗马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