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建君/文 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来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它与企业所在环境的制度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呈现出双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是普遍的官员寻租行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表现出的强烈的发展导向。这种双面性的制度环境，使企业一方面必须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以免成为寻租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为企业迎合政府需要、得到政府保护和扶持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从横向激励了各地政府的发展导向，使各地竞相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投资，改善服务。这为企业制定政治战略、拉近与政府的距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和空间，它们可以从满足政府的发展需要和官员的政绩需求等方面大做文章，投其所好，为企业发展服务。

政治行为种种

基于对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著名民企从事的政治行为主要包括如下类型：政治参与、政治关联、信息沟通、物质刺激。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指企业家或企业中的其他高管通过各种制度化的途径参加现有的政治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商联、党代会等，以获得政治地位或经济利益。政治参与不仅使企业家获得了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增强了话语权，也使他们得到了结识更多官员和其他重要人士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

我们研究的著名民企中，几乎每个企业家都有一大堆的头衔，比如柳传志、王文京、鲁冠球、宗庆后、李东生等都曾经是（或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柳传志和王文京等还是（或曾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据搜狐一副总介绍，搜狐对政治参与起初并不太重视，直到他作为海淀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时，才发现相关领域不少企业的若干名高管都是政协委员，甚至一个公司有三名政协委员，还有人大代表，这才意识到搜狐在这方面与同行的差距，于是决定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为企业家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企业家利用制度途径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近年来，利用“两会”平台提交议案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比如，当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纠纷出现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在2007年3月的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中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建议》，建议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

虽然政治参与为企业带来了什么样以及多大的收益是一个很难证实的问题，但其正面效益是不可否认的。用友2001年4月在国内主板上市，一举筹集资金9亿多元，而其竞争对手金蝶在香港上市，只筹集资金9000多万元。此外，用友能够以优惠的价格在北京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获得4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是难度很高的。这两件对用友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件，除了企业本身的实力，很难说与王文京的政治地位没有关系。

与直接的政治参与相关的是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一向坚持不行贿、追求做阳光企业的万科近年来也开始从“走近政策”到“走进政策”。除了企业本身进行专业而持久的政策研究、以期迅速调整企业发展方向外，万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行业政策制定。国家部委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征求万科的意见，万科也会代表房地产行业把行业情况反映到国家部委。万科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履行王石主张的企业公民的义务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和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将自己的某些经营活动与政府（官员）的需求和偏好等联系起来,增加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联性和依赖性,从而服务企业利益的行为。政治关联包含许多做法，现举下列四种来说明。

一是配合政府目标，满足政府需求。政府有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目标，在不同时期也会面临具体的任务或困难。如果企业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为政府排忧解难，做政府（官员）希望或推荐的事情，那么就会相对容易地赢得良好的政府关系。

吉利在最初没有获得汽车“准生证”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浙江省政府的保护，实际上正是因为吉利满足了浙江省希望本省能够有一个整车厂的愿望。当吉利第一台车下线，李书福准备开100桌酒席庆祝时，却发现没人愿意来捧场。在这种情况下，李书福想到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他听一个朋友说起过，叶副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回，叶省长在归途中立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整车厂。他试着给这位从未打过交道的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的下线仪式。传真发出不到一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有一位副省长亲自前来，市里、县里的领导谁会回避？仪式自然办得风风光光。吉利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副省长的意愿，她后来果然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为企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支持。

蒙牛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把满足政府需求、争取政府支持发挥到了极致。在最初入驻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时，蒙牛巧举振兴地区的大旗，获得了县政府的支持。央视对蒙牛毁林建厂进行曝光时，县长吕慧生甚至站出来为蒙牛澄清，说蒙牛到园区建厂，是县里的邀请，“要判就判我”。 后来蒙牛又提出“为内蒙古喝彩”，和其他企业一道积极地为呼和浩特市争取“中国乳都”称号，得到了内蒙古和呼和浩特市的支持。蒙牛将自己的品牌置于整个地区和整个行业的大旗下，巧妙地强调自己对于地区、行业的重要性，把自己定位为西北最大的造饭碗机器，而非赚钱的机器，从而为赢得政府支持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和合法性。

二是雇用政府官员，与政府建立关联。用友的创业团队中多人都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背景，这种背景对用友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创始人王文京和苏启强曾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较早接触了会计电算化，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他们也熟悉政府的需求，帮助用友获得了珍贵的关系客户。更为重要的是，用友很早就顺利通过财政部评审，取得全国性牌照，从而具备了先天优势，在全国铺开摊子，主导财务软件市场，这与另两位创业元老吴铁和郭新平曾经的财政部工作背景不无关系。

三是请政府官员视察或背书。具体做法包括：重要场合邀请有关官员出席、邀请政府官员参观视察等等。TCL利用中法文化年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法国的机会签署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可以说把这种做法用到了极致。李东生察觉到中法文化年和国家领导人将出访法国的动态，及时派遣其公关部与相关商会联系，依靠商会和国家相关部门人士介绍，将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意图传到中南海。2004年1月28日，李东生与法国汤姆逊公司首席执行官达哈利在法国总理府签订共同成立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法国总统出席签字仪式。这笔交易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TCL借此机会做了一次最有力的公关宣传。

四是巧尽社会责任。包括设立慈善基金，支持教育、体育、卫生、扶贫和环保事业，积极参加赈灾救济，赞助社会福利等等。参与公益事业是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认可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公益活动的受益方不仅仅是社会，还包括政府。

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策略是指通过向政府反映企业或行业的情况，提供信息，以寻求政府理解和支持的政治行为。主要做法包括向政府了解政策等有关信息和向政府汇报本企业（或行业）情况等两个方面。考虑到政府的发展导向和对社会 （包括企业）的责任，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努力，如果企业能够主动地与政府沟通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可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联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非常善于向中科院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企业的要求，寻求政府支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94年，当民族情结表现得非常突出的时候，柳传志决定利用当时的“民族主义”时代潮流，同时也发挥他善于向上级请命的本领，为联想请愿。当年9月13日，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部长胡启立，到会的还有电子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和至少四位司长。柳传志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重点汇报了“坚持国产微机品牌的可能性”。他先是大谈当时生产整机的几个大厂家为形势所迫，纷纷放弃原有品牌与外国公司合作，从而使中国面临可能失去国产品牌的严峻形势，然后再谈联想如何改变公司的机构，如何再造微机生产和销售的流程，让与会的官员们又感到了希望和转机，最后获得了胡启立对支持国产微机品牌的表态：“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接下来柳传志提出了要求，希望政府关注联想，希望国家制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行业采购政策，在性能价格比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国产商品。

信息策略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在企业遇到困难时直接诉诸政府支持，比如蒙牛在2004年面临 “毒奶危机”时就采取了这一策略。当年2月底，武汉市截获16封发往各省市工商、消协、媒体的匿名信，信件以“向牛奶中投毒”要挟诈骗蒙牛。随后广东等地也收到匿名恐吓信。有关部门立即发出通知，停止销售蒙牛所有产品，蒙牛面临一场生存危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牛根生直接向温家宝总理写信。3月30日发出信，4月1日，温总理的批复出现在国务院的《昨日要情》中：“此事需要妥善处理，以维护企业和消费者正当利益，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随后，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对此案作出指示，要求公安部门尽快破案。此后10天内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蒙牛“毒牛奶案”告破。

物质刺激：

物质刺激指直接或间接向政府（官员）提供财务或其他物质方面的支持。在中国，这一行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包括从财务上支持和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为政府提供服务、向政府官员赠送礼品、通过物质甚至金钱等手段影响政府官员、资助官员出国旅游、为官员提供个人服务等等，不一而足。

著名民企在该策略的运用上相对规范，更加注意规避风险，同时在操作上也更加微妙。比如，用友为了推广其ERP软件，花费了大量财力、精力与全国各地政府联合举办各种ERP培训班，承办“中国企业信息化神州万里行”以及各行业信息化研讨会，并主动邀请政府官员参加，帮助当地提高人才素质；搜狐更多采取了对政府的服务，而不是直接的物质刺激，比如承包北京门户网站Beijing.cn的建设，对北京市政府提供物质设备上和服务上的支持。

不远不近 若即若离

虽然成功的民企基本上都与政府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民企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越近越好。企业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寻求与政府合作的同时保持企业的自主性和经济理性。

显而易见，企业与政府距离太远无法获得政府的资源，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还可能会遇到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人员）的刁难，甚至还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寻租行为的牺牲品。但是与政府距离太近，又可能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可能影响企业的自主性和独立生存的能力；二是企业会因为迎合了政府发展的需要而失却了经济理性，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可能因为与政府官员关系过于密切而面临司法和道德风险，甚至深陷牢狱之灾。

关于企业与政府关系太近可能影响企业自主性和独立生存能力的问题，国有企业自然是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活力正是得益于有自主性和市场能力的经济主体的出现，包括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和转变了经营机制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也正是企业追求自主权、与政府拉开距离的过程。万向起初是一家乡镇企业，鲁冠球先尝试股份合作制，使万向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即政府拥有所有权，万向拥有自主经营权。1988年，鲁冠球又用1500万元向当地镇政府买断了股权，为万向节厂争得了完全的自主权。用鲁冠球的话来说，这叫“花钱买不管”。万向集团也因此从以前的“乡镇政府控制型企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上级企业”，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关系太近的第二个危害是企业可能因为迎合政府的需要而失却经济理性，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铁本。戴国芳本来只想建一座年产量260万吨的钢铁厂，但当地政府官员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和自身政绩的考虑，动员他把规模一扩再扩，最后竟然扩到了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总投资额从10亿元左右上升到106亿元。而这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仅仅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当地政府为了规避国家有关政策限制，把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但是这个迎合了当地政府发展需求而违背了企业发展理性的项目，最后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被严令下马，戴国芳本人也身陷囹圄。

关系太近的第三个危害是有可能面临司法和道德风险。企业如果以不当的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起密切联系，发生利益输送，可能会为企业飞速发展带来好处，但同时也在企业长期发展的道路上埋下了不定时炸弹。如果官员离职或者出事，那么原来的密切关系可能就成为了副关联，轻则受到波及，重则一损俱损。周正毅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万科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一直拒绝行贿的万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很难拿到好地，但也因此避免了许多风险。2000年，沈阳“慕马”案发，慕绥新和马向东锒铛入狱，沈阳的政府层也大规模换血，一时间沈阳有头有脸的企业主几乎人人自危。时任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的周卫军也被“双规”，要求其“交代”与“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万科是沈阳最大最有地位的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部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万科不可能脱开干系。周卫军被关了二十几天禁闭，事实真相也很快水落石出：万科在沈阳经营的七年当中，与“慕马”并没有利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拒绝行贿，使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这使得万科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基业长青的企业。

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基本上都坚持了与政府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原则。西安海星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荣海曾深有体会地说：“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中国民营企业家要高度警惕，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了，说不定哪一天一根绳子串起来，就进去了，这就麻烦了，本来做企业是想做一辈子，结果没做几年就完蛋了。但是不近又不行，不仅很多槛进不去，人家拿到好多的地块你拿不到。”他认为，要掌握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技巧，“你就政府官员所关心的事情去研究和探讨，提出来政府官员想不到的东西，你就会取得认同，你们就可以成为朋友，而这种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金钱关系。没有金钱关系的交往是很长远的”。

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历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双刃剑的道理许多企业家可能都明白,但要拒绝诱惑、把握分寸却并不容易。企业家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练达的国情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