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延龙 本月初，多难多桀的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镇中学的11个女孩子被发现死于该校学生宿舍，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唯一的生还者蔡毛毛重度昏迷。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采访，一则事件本身是悲剧，惨剧，让人无法轻松，再者，沿途所见所闻，实在是报刊电视上所见不到的另一个中国，身临其境下，不能不有所震动。
我12月9日搭上延安至银川的长途车，中午抵达定边。榆林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素有“陕北科威特”之称，定边位于陕西、宁夏、内蒙三省交界，32万人口，今年GDP预计可达100亿，人均GDP将超过3万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广东，从数字看，这应当是一个相当富饶，或者最起码人民生活富足的地方。
临到定边，车窗外是大片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零散生着干枯的沙棘，红柳，完全没有庄稼，亦看不到人烟，车子要去银川并不进站，我被放在高速路边，四周即是空荡荡的荒漠。迎着大风翻过一座桥，始看见高速出站口，幸运的搭上一辆私家车，被带到定边县城。开了约莫10分钟时间，逐渐看见高高低低的建筑，司机把车停下，说，到了。
路窄窄的，凹凸不平，边上有座倒塌的土坯房，我告诉司机说要去县城中心，司机点点头说，这就是了，他指指前面说，那座高的建筑就是县医院。
我在医院里见到了蔡毛毛的父亲，一个消瘦黝黑的中年男人，幸而他还乐观，认为毛毛会很快醒来，他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政府能解决毛毛的上学问题，能让毛毛转到县里的学校来念书。
蔡家有三个孩子，毛毛行二，上有三位老人，一家生计均依仗夫妻二人种田耕作。他们种了20多亩地，往日里主要是玉米，土豆和辣椒，一年全家7口收入在1万元上下，今年陕北大旱，半年没有下雨，玉米种不下去，辣椒价格也跌的厉害，一块钱能买10多斤，生计更是艰难。
这样的家庭在当地相当普遍，按照当地官方的统计，定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在进行统计时的夸大传统，这一数字应与蔡家的水平相当。
堆子梁镇中学在距离县城90公里外的镇子上，沿途还是盐碱地，路上也看不到什么行人，偶尔有车辆驶过，扬起一阵尘土。司机师傅说，这样的地什么都种不成，草都不长，也有能种庄稼的地，但因为没有水，只能靠天吃饭，今年没有下雨，所以农民大都没有收成，可耕种的土地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打井灌溉，今年能有一点收获。
司机师傅说，定边只能种很少几种作物，主要是土豆和荞麦、谷子等杂粮，农民很少种有蔬菜，也很少吃蔬菜，很多人家吃不起白面，一年四季顿顿吃土豆。去年县里还拿了一大笔钱搞“土豆节”，在庙里开演唱会，但是今年大旱，土豆产量只有往年的一半，连土豆也没得卖了。
一位此前曾前来定边采访的记者同行说，在定边农村，“有些人家10年都不换一床被子，不买一件衣服，被子里面全是黑拖拖的棉花疙瘩。”
当我来到堆子梁中学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几位亡故学生家长，再三要求进去看一眼孩子的遗物，但是没有人应门，家长们开始愤怒，哭喊，校方亦没有人出来劝慰，家长们开始摇动学校铁门，意外的是，铁路居然被摇开了。我很不解这大门这么不结实，旁边一位村民说，过去几天这大门已经被摇过无数次了。
我最终见到了那间宿舍，11个女孩子的生命逝去的地方，这是一排被漆成白色的平房，被隔成10余平方米的若干小间，每间宿舍摆下6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后，已经没有什么别的空间，一座煤炉子被安置在中央。这样的狭窄逼仄的空间要住12名学生，平时，取暖用的煤即被放在床板下。
学校院子里有座高高的烟筒，一位家长指着烟筒咒骂说，“那是给狗日的领导烧暖气用的”。6间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安装了暖气，包括校长办公室、两间副校长办公室、总务主任办公室、教务处办公室和政务处办公室。
很快当地的警察赶到了，要赶家长们出去，家长们则下跪哭泣，要寻回孩子的遗物，包括衣物，文具，现场乱作一团。我在旁边拍照，一位警察要看证件，我递给他，他拿着证件转身就走，说要请示领导，又问我是否与县里上级协调好。我大怒，指着他的鼻子说，第一，非法扣押我的证件，你自己考虑一切后果，第二，我的采访是正当合法的采访，不需要跟你们任何上级协调。他讪讪地说要跟上级请示，我一把夺回我的证件。其实后来想想也是侥幸，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即便拿走了我的证件，又哪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在来定边之前，我也曾试图以理解者的立场去测度当地政府，我接触过很多县级政府官员，也明白中国县级财政的困难和各种难处，但在我与定边的官员接触采访后，我放弃了这种想法。
我拨通过定边一位教育局副局长的手机，他在问明我的来意后，连说信号不好，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挂断电话。
县政府大楼内，教育局办公室，几位官员在抽烟扯皮，烟雾缭绕，其中一位抬起头，说，啊，关于事故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要找宣传部。
幽静的县委小院里，宣传部一位郭姓部长说，县里说要拨1500万给所有的学校装暖气，但今年装不了，要到明年开春。那每年的教育经费预算是多少呢？他说，我不清楚。今年学校的取暖怎么办呢？他也不清楚。最后他说，我没有必要接待你。说起那些死去的孩子时，他一脸的谨慎和不耐，面上没有半点哀伤。县委县政府的院子里，丰田，三菱，本田，现代等各种车辆比邻而停。
社会财富的分配在这里是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定边真的一点都不穷，这里县财政收入在去年超过了5个亿，这个数字恐怕比中国大多数县都要高。这种状态下，定边人的生活仿佛即和时代同步，又与历史脱节，一部分人仿佛生活在21世纪，更多的人生活在几十年前。
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是延长石油定边采油厂，这里就是当地100亿GDP的主要来源，这个采油厂今年刚刚宣布年采油突破100万吨，多位陕西省和延长集团的领导到场庆贺。当然，这些与当地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关系。
老县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崭新的新城区，矗立着各种名目的石油大厦、酒店、夜总会、足浴和迪吧，夜晚到来的时候，霓虹闪烁，灯火通明，酒店的菜单上有香煎鹅肝，鱼翅等各种珍馐；记者采访时见到的官员们大都轻松，干净，富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那样生活着；然而，在更多的地方，农民们在冬天无事可做，或是在担心明天的生活，很多村子里的年轻人到临近的内蒙古煤矿去打工，常可以看到农妇驱着毛驴走在马路上——毛驴在很多地方仍是必不可少的，耕田、运送均要依仗于它。
我不认为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可以持续的和可以被理解的，我甚至觉得，这里恐怕是中国最极端和变形的一种社会状态——悬殊的贫富差距、漠视人民的政府、被剥夺社会财富分配权和话语表达权的老百姓——我甚至为我的这种想法感到心凉害怕，害怕的是，是不是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是在这样生活呢？
采访完，我飞快的逃离了这个地方，几乎是下意识的。虽然已经是冬天，塞北依然阳光烂漫，农妇驱着毛驴赶路，路边有笔直的杨树。车子转了个弯，向西而行，太阳光直打下来，面前一片空旷，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