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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的困惑
导语: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平 “就是感觉,村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人,过年春节都没这么热闹过。”现在,这些村官们担心的是,这些乡亲回来之后的生活该如何安顿。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平 12月10日又回来了7个。

在外务工的317人,已经有137人回到了这个村落。任建柱记得,第一个回村的民工是任国强。这位37岁的农民在举家离乡四年以后,9月底突然又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当时他告诉我,老板放假让他过十一,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去。”

任建柱是那个地处四川达州的村落的村主任。到10月底,陆陆续续又有二三十位外出务工的村民 “放假”回家。这个时候任建柱意识到,情况可能跟以往不同了。

12月7日,北京。他的感觉在十几个来自湖北、安徽和湖南等地的村干部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都是来北京参加一个有关农村经济的会议的。

“就是感觉,村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人,过年春节都没这么热闹过。”来自湖北孝感的一位村官邱德华说。

邱德华的村庄,515位打工者已经有177位回到村里,这个村子总共只有13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1-2名外出务工者。

邱德华是在这次会议上才得知,湖北省900多万跨省务工人员中,140多万人已经返回家乡。与之相邻的安徽省农民工回流40多万,河南省每天有6万农民工返回家乡。

任建柱是这天早上才来到北京的。一周之前,得知多位中央部委官员和专家将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农民工返乡的应对策略,他就自费来到了北京。

任建柱所在的四川省,截止到11月18日已有28万农民工回流。不过现在这个数字肯定已经过时,任建柱说:“有的村组,半数以上的已经回家了。”

任建柱记得,以往只有到春节前三四天,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才会集中回家。“娃儿们高傲得很,见了面都不搭理我这个长辈。”不过今年的回乡潮足足早了三个月,而且人数要多。“原来村子里只有500多人,现在好像突然之间涌进二三百人。”

57岁的任建柱和52岁的邱德华都是第一次遭遇这种现象。他们现在知道,这种情况的出现跟金融危机有关,沿海地区的企业关张,不少在那里工作的人,就只好回到自己家里。

现在,这些村官们担心的是,这些乡亲回来之后的生活该如何安顿。

眼前一切如常,甚至多了一种喜庆气氛。“很多人多年不回家,整天忙着应酬,吃吃喝喝一团和气。”但是,任建柱说,“终究是要让他们有个工作可做的。”

邱德华做了一个小调查,村里仍在外的338名外出务工者中,230多人已经计划回乡,“他们都已经失业或者半失业,有的人每月领二三百元生活费,但还想再碰碰运气。”其他人眼下还没有遭受明显的冲击。

实际上,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都启动了农民工技能培训项目。

邱德华已经在着手安排回乡的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培训期有几个月不等,可以自己凭兴趣报名,政府掏钱。”不过,邱德华还是担心,这几个月的缓冲期太短。毕竟这些培训不能替代就业。

在当地重新就业也不容易。“村里和镇上的企业都不景气,勉为其难吸纳十个八个可以,可是我们一个村就回来好几百,怎么吸纳?”经过他的再三努力,村上三名小伙子在镇上的拉链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比他们在温州时低两三百,大约低了30%。”


邱德华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看看这里的劳动力市场。不过结果让他有些失望。建筑、装修、家具,哪个行业要的人都不多,而且北京有些地方的工人也没啥事干了。“我们那里一个小老板,在大兴搞了一个小家具厂,现在已经关门回家了。”邱德华说。

邱德华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广东东莞经营小服装厂,早些时候停工回家,“整天来我家鱼塘钓鱼,我跟他商量把纺织厂开到我们镇上来,他反问我:这里的生意难道比广东还要好做?”

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告诉任建柱和邱德华,除非沿海的企业再次崛起,否则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只能在家乡重谋生路。任建柱想知道,回乡创业者该怎么选择投资领域?该怎样规避市场和政策的风险?

任建柱则曾试图帮助10月份回乡的黄兴旺建一座养猪场。这是他多方考察之后选定的风险最小的一个项目。但是,他来北京之前不久,刚刚建起围墙的猪场被国土执法人员强令拆除。黄兴旺已经投资的3万元打了水漂。人家的说法是,这个猪场建在农业用地范围内,属于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必须拆除。

任建柱现在开始打土地的主意。他说,由于政府的扶持,现在种粮的收益已经接近于打工的收入。他正在编写一份宣传材料,“我要给乡亲们算算账,看种粮划算还是外出打工划算。”

不过在北京,他的想法却被泼了冷水。一位专家说:“农村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所以农业生产吸纳回乡劳动力的空间有限。”但是任建柱很固执:“现在我们村的劳动力很多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们的子女回乡种地正好可以让这些老人安享晚年。”

根据他初步的估算,农业生产可以吸纳200名劳动力,几乎可以全部安置该村的外出人口。

然而任建柱也有些拿不准。最资深的农民工已经有20年没有碰过农具,而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二代农民工,生在城里长在城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农业生产。一位17岁的二代农民工曾经告诉任建柱,他日常吃的稻谷产自超市的仓库。这部分人群注定还要在非农领域就业。

任建柱说,这些曾经的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也许不是那么体面,但远比农业收入要高得多,否则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进城谋生。

在自己的户籍和社保没有改变以前,土地是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根本。即使城市里没有了生活的空间,土地也将为他们提供最后的庇护。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复杂。“有的就是亲兄弟,弟弟把地转包给了哥哥,现在弟弟想把地要回去,哥哥不肯给,就闹矛盾了。”任建柱说,最近这样的纠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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