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史学家研究所发现的那样，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

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难而持续的求索。

在这个领域，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W.Baumol）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

哪种资本主义最能实现经济增长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是鲍莫尔有关经济增长的最新力作。本书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书中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作者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寡头型经济体制，乃至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缺陷都进行了深刻剖析。书中同时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

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欠发达国家或者采用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或者陷入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作者认为，要摆脱国家主导，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改革：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使法律体系正规化；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

对于摆脱寡头型体制，作者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类欠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迂回前进，首先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然后再转向更加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在此过程中，鼓励这类国家的年轻人到发达国家的学校和企业家型企业来学习和接触做生意的方式，了解创业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和其他条件，将有助于驱动这种转变。

粗放型增长道路越走越难

按照鲍莫尔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

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鲍莫尔等人在书中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极度猖獗的国家。根据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形式也从早先的“官商勾结”转变成近年来的“卖官买官”。

其次，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30年，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上升到2002年的0.45。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10%最富有的家庭与10%最贫穷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

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释放中国企业家才能

最近两年来，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调研发现，企业家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

在以上问题存在的同时，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本书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本书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要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

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指日可待。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节选自《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