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走向是由过去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内需、依靠消费、依靠技术进步、依靠降低对资源的消耗等方面的经济增长，这个转型的过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但短期内防止经济过快回落，必须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消费的增长速度会慢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然而这会不会使我们走回到原来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老路上？转型是必需的，该怎么转？在转型过程中又如何防止经济高速下滑？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又在哪里？这是中国经济遇到的难题。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目前采取的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只能减缓经济回落的趋势，但还没有能根本扭转这种回落的趋势。现在经济上多数是确定的，投资确定下滑，出口确定下滑，消费确定下滑，GDP确定下滑，股市确定已经下滑了，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找到恰当的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应对，寻找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政府已经出台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里，还有一系列的未确定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落实，才有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比如说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钱从哪里来？分给谁？怎么分？又比如大家都觉得社会保障重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内需的扩大显然有杠杆作用，能够刺激消费，但现在许多细节还有待落实，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另一个难点是，企业倒了怎么转型？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转型是个历史过程，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当下中国企业的转型正好处在整个经济大调整时期，怎么办？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为了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回落，而把前期转型的努力都白搭了。我们要往哪个方面转型？我们要从过分依赖外需的出口转向消费的类型，我们要降低对投资大起大落的依赖，要促进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在应对经济回落的时候，转型比较慢。那又只能依靠投资，GDP对投资贡献的依赖反而更大。现在甚至还有人建议让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那不就使得中国又走回“卖便宜商品换回顺差，然后又把钱重新存在美国”这样一个老路上？好不容易改善的贸易环境，可能又会恶化。

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转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却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当前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实际上都可以说在寻找或等待新的方向。未来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经济回落已经成为现实，现在的关键是要寻找到新的增长点，转换成投资者的术语就是，到底哪个板块会涨？我个人比较乐观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可能进行改革的动力未必大；往往是在应对危机的时期，中国能够集中智慧和精力找到新的增长点，推动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增长点，往往是每次经历一次大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往往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才下那么大的决心搞银行改革；要带动城市的内需的增长，才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识到一个僵化的国有企业体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增长，才搞了当时大规模的减员增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那个时期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以后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基础，没有1990年经济调整时期的部分外资撤离，以及经济的调整，我们1992年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可能还要推后几年。所以现在是中国经济又面临上一个台阶，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机会。简而言之，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从前中国十分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主要是在为美国人的消费而生产，下一步，应当转向为中国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这个转型如果成功，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巨大增长空间。

推进中国经济转型，拓展新的增长空间，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企业应该做些什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以下问题：
首先，在当前特殊时期，能否给企业更多的选择和试探，是不是可以参照中国加入世贸时对外资进入中国很多产业开放的承诺，自动地对内资开放。对外资和内资进行平等的开放，已经呼吁了很多年，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特别是原来我们对内资虽然没有明确的约束、但实际上进入不了的行业，特别是能够吸收就业的服务业，譬如银行保险医疗教育等，尽可能地把这部分资源吸收进来。

第二，2008年一到三季度经济保持9.9%的高速增长，但政府还是非常担心就业，说明我们的生产结构已经重工业化，能吸收的就业正越来越少，而真正能吸收就业的服务业发展不够。服务业不仅指商业性的服务业，餐馆等，还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对信息的处理加工，这些行业对资源的消耗相对很少，但能吸收很多就业人口，但目前这些服务业往往有很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审批制度，如果放松管制，就会有新的资本进入。

第三是给企业更大的回旋空间，降低运作成本。过去几年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快的时候为了踩刹车，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管制和审批门槛。其实，我们本来有很好的工具可以调节经济，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收入支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但我们都还不习惯用。这就好比一辆车本来有好的刹车和换挡，但却非得在路面上挖个坑，再加个栏杆颠一下。管制和审批是需要的，但是要清晰透明化，把前几年加在企业身上繁琐的审批拿掉，真正地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调节经济。这样企业不是更有稳定的预期和获利空间么？

第四，我们需要把握当前全球在次贷危机冲击下可能出现的产业重组和资源价格下调的机会，掌握主动空间。比如巴菲特在2008年入股的比亚迪汽车集团。比亚迪的蓄电池汽车使用新技术绕开了原来资本占有量很大，对我们约束很大的高资源。其实全球产业链在次贷危机后很可能重组。原来的九大汽车巨头，把全球市场牢牢把控，发展中国家很难后来居上，因为没有空间。你沿着他们原先的路走，传动轴、发电机、耗油量……那么始终会落后，标准的制定权始终在他们手中。但现在他们遇到困境了，这就产生一个机会，让我们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比如电油混合、蓄电池汽车。新技术的定价权和标准权，为什么就不能转移到像中国这样接触终端市场的国家制造商手里？这一过程会产生很大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