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康怡 吴东杰回到了延吉的家，没有带一分钱的存款回来。

但是他的日子过得休闲，每天吃饭、聊天，或者喝酒。延吉不缺喝酒的地方，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小城市，情调各异的酒吧就有600多家。

他是两个月前从韩国回来的。过去三年，他一直在一艘韩国近海渔船上做捕捞工。往年春节前几天他才会回家，今年却提前了4个多月。

柳文革开始为这种情形着急。现在他手上的船员储备只有十几名了，每年的11月和来年的3月，是捕捞的旺季，也是用工的旺季。但是，“现在我们根本招不到人了。”

柳是吉林延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海员部的部长，负责向海外的渔船派遣渔工。他们公司已经好几次去延吉农村寻找新的船员，但是收获甚微。

而且，还有不少像吴东杰这样的船员陆续回国。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已经出去务工的船员，也开始在寒冬中变得不安分——“我现在是两头夹击呀！”柳文革说，“上个月，我们出去慰问我们在韩国的船员时，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闹着要回来了。”

延边大洋总公司会长李明淑说，除了在韩国工作的渔工以外，很多在韩国、日本的其他务工人员也已经开始大量返回延吉。

延吉地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三国交界处，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不足50万人口中58%是朝鲜族人。而且，这里很多人都会说日语。也正因如此，去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工作，成为当地经济中的一大特色。“延吉这个地方是山区，招收船员本来是没有任何优势的，除了语言以外。”柳文革说。

根据延吉市官方的统计，2007年延吉劳务输出总人数为3.8万人，累计输出总人次为17万，其中8万人次在境外工作。目前，这个城市常年在海外工作的人也有3万多。

根据李明淑的说法，这几年出去的务工人员，多数集中在服务和建筑等行业。而今，这个“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的小城市正在感受着寒流的侵袭。

“现在韩国打个喷嚏，我们就开始重感冒。”柳文革将他遭遇的“两头夹击”归结在从今年9月开始的韩元贬值。

按月给家里汇钱的吴东杰最先感受到了变化。“8月份，我给家里汇钱的时候，100万元韩币还值6500元人民币，到10月份，就只有4000多元了。”吴东杰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抱怨说，“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赚4000元钱，不值。”

10月初他就打算回来了，下决心回来也并不容易。“我一分钱的存款也没有带回来。”他解释说，他们存折里的韩币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成人民币的话，和8月以前相比至少要缩水40%以上。

吴东杰很坚决，“情愿找熟人借点钱花，我也不会动我账户里的钱。”

12月初，吴东杰的老婆也从首尔回来了，她在首尔一家建筑公司从事漆工的工作，每个月8000元左右。

“公司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新活了，那边每个月还要1000多的房租，他也回来了，我一个人住也挺可惜的。至少这里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不用花房租。”她说。现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孩子做做饭，陪老人聊聊天。

这些海外务工人员的归来，正在给这个边疆小城带来一些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

12月19晚，周末。尽管是在延吉最大的综合类购物中心——百货大楼，尽管这里暖气十足，“买300送80”的促销招牌挂得到处都是，可是前来购物的人依然寥寥无几。

而在当地一向有个说法：“朝鲜族人爱花钱、敢花钱是出了名的。”

敢花钱，很大程度上与劳务收入有关。根据延吉市的统计，去年境外人员带回的劳务收入为2.5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很可能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数据——延边州的一项统计则显示，2007年，海外务工人员寄回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而整个延边州的财政收入也不过50亿人民币。

根据当地人士的说法，今年延边整个海外务工人员寄回的资金，可能只有6-7亿美元。

这或许是当地消费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地一位官员透露说，9月之后，百货大楼的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20%。

以往很多在外打工回来的人，都会在延吉买套房子。吴东杰位于延吉市金达莱广场附近三室一厅的房子就是两口子出外务工后的第三年买的。

“可是今年的情况并不理想。”延吉市市长赵哲学说，“去年全年房地产交易量完成了140万平方米，今年到现在才完成9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30%左右。”

同时，很多在延吉投资的韩国企业也开始撤资。“老板走了，员工也放假了。”赵哲学这样描述着驻扎在延吉IT产业大厦里的韩资企业的近况。

尽管延吉市政府为了鼓励创业，已经盖了两个创业大厦，租金5年内免费，其他费用减三免二，但是吴东杰并不急着找工作，“在这里打工，一个月也就1000多，还不轻松，反正就当休假了吧。”

吴东杰心里也没底，他不知道这个假期会有多长。这种时候，酒吧似乎成了通消息的好地方。“只要得知谁刚从那边回来，当晚他准会成为酒吧的焦点，被大家团团围住，打听那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