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薛巍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2月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葡萄园辞世，享年81岁。

亨廷顿16岁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就毕业了，后来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3岁起在哈佛大学执教，因为很年轻，经常被误以为是一名本科生。直到2007年退休之前，他在哈佛大学执教了58年，除了1959到1962年之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副教授。

他中间这几年离开哈佛大学，是因为他1957年出版的著作《士兵和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和政治》激怒了很多他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同事，第二年该系解除了他的教职。他只好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后哈佛大学又邀请他回来。马修·约瑟夫森在发表于《国家》上的书评中指责《士兵和国家》有军国主义色彩，让人联想到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这本书表明，亨廷顿在国内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在国际问题上是鹰派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美国的自由需要军队的保护，为了维护和平，军事领导人需要相信人类本性的非理性、弱点和邪恶；自由主义对改革有利，对国家安全不利，“自由主义在国内问题上很有创造性，但应用于外交政策和国防时就退缩了”。

亨廷顿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包括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建立稳定的政府要面对的问题。他在书中大胆断言：“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

他说不能用美国人的历史经验来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美国人相信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都是统一的。但想想印度，5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但政治很稳定。这是因为它不寻常地拥有两个因素：没有受过教育的选民和受过高等教育足够管理现代政府的精英。现在识字的印度中下层阶级正在出现，该国的政治就变得糟糕了。革命发生后，保持贫穷是成功的关键。经济制裁造成的食物短缺等苦难不会导致像萨达姆那样的革命政权的垮台。物质上的牺牲被视为忠诚于革命的证据。”

亨廷顿成名很晚，直到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他才被关心国际政治的人所熟悉。这篇29页的文章立刻引发了一场争论。但直到9·11恐怖袭击之后，它才变得非常著名。

文中说，世界上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国王和王子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20世纪的特征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21世纪将上演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即文明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于1996年出版之后被翻译成了39种语言。他在书中说，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亨廷顿在书中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有人批评亨廷顿鼓励了文明之间的分歧而不是设计对话机制来消除分歧。对此，亨廷顿辩解说：“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做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之间的对话。”

爱德华·萨义德2001年10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嘲讽说，亨廷顿的论文是 “无知的冲突”，“文明之间不仅有宗教战争和帝王的征服，还有交流、互育和共享。这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因为急于把现实简化成文明的冲突而被忽视了。”他说亨廷顿轻率地将西方和伊斯兰这样复杂的实体人格化，“好像认同和文化这样复杂的问题存在于一个大力水手和布鲁托之间互殴的动画世界中”。

萨义德在文章结尾说：“西方人和穆斯林都在那片水域中游着。既然这片水是历史海洋的一部分，努力去分割它们是徒劳的。现在是紧张的时刻，但最好用有权和无权团体、理性和无知的世俗政治、正义和非正义的普遍原则这些术语来思考，而不是去寻找能带来瞬间的满足但无助于提高认识的抽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