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比较一下人们在2008年来临和2009年来临时的心情，会发现这真是一个鲜明对比。

在2008年开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2008年对于中国将是异常特殊和关键的一年，而且在这一年中国或许将会拥有一个值得记录的辉煌。我们的信心曾经高涨至顶峰。一些经济学家则开始期待中国的“神武景气”，似乎过去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只是国家真正起飞前的热身。

而现在，除了无视现实的别有目的者，所有人都在担心我们将要迎来的，可能不是“神武景气”，而是类似于“失去的十年”那样的萧条时光。一年前，或者更久之前，一些悲观主义者的言论全都变成了现实，比如股市将会下跌到多少点，比如冬天将会来临。如今谈论萧条和冬天不再是几个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家的专利，它变成了一项全民谈资。充斥在所有媒体的经济报道中的，是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词语：冬天、寒冷、危机、萧条……本报在对一些公司领导者进行一系列调查之后，得出结论，目前他们最大的焦虑是危机时期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说最大的焦虑是不确定，那么真遗憾，历史从来都是不确定的。美国前财长、历任高盛和花旗高层的罗伯特·鲁宾在5年前撰写回忆录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自传命名为《在不确定的世界》。如今他会发现，他此前面临的那个世界还不够不确定。

问题的真正源头也让人困惑。所有人都可以指责格林斯潘，这个曾经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有智慧的人，如今任何一名财经记者都可以写文章分析格林斯潘错在哪里。在格林斯潘2007年末出版的回忆录《动荡年代》中，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知道我这本书里一定有很多错误，可是真遗憾，我不知道这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那它们就不会在那里了。

这句颇有些绕舌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如果我们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那它们就不会在那里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知道市场之底在何时出现，那么“底”就一定不会在那里出现。

面对未来时所有人都有一系列的疑问。如果在2008年下半年那些雄心勃勃的抄底者仍然没有耗光现金，或者仍然没有被吓到胆战心惊，他们的疑问是何时才是投资或者收购的最好机会。更大一部分人的疑问是我们面临的这场危机究竟会严重到何种程度，或者它还会蔓延到什么时候，我们会迎来人类历史上另外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吗？在其中中国又会怎样？重新回到“格林斯潘论断”：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些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我们能知道的是，一小部分人是狩猎者，大部分人是瑟瑟发抖的过冬者，还有一部分人会变成牺牲者——不过，随后所有幸存者都会变成得利者。

这是过往的历次危机已昭示给我们的规律。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漫长的大萧条来临之前，沃尔特·李普曼说，世界总要前进，更多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之中有人能不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而是保持冷静并进行探索，并能回顾久远的过去，放眼于更为遥远的未来，那么，世界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面对未来时，我们只能秉持这样的态度，过分的焦虑和担心都无意义。繁荣会让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危机则教人知道，其实你能做的东西很少。那么现在就去找出你真正能做、愿意做和擅长做的东西吧。对于所有的公司和经济人而言，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