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弊端清晰地展现出来，那就是民不富。由于民穷，无法产生足够强大的购买力，无法使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股市的惨烈下跌与此不无关系。
我所谈的民富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其一，形成稳固而广泛的中等收入阶层，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经济主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整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从消费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占据主体的国家，内需往往比较活跃。中等收入者是激活内需的最重要力量，在任何发达国家都如此。

其二，低收入者有稳定收入来源，受到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保护。这种消除低收入者后顾之忧的做法，其实也是通向民富之路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在现实中，我国的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倾斜的。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

这一趋势有加快倾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2007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由于民不富，现在的股市、楼市缺少支撑，股市虽然经过多次强力救市政策，依然走不出低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股市自2007年10月份开始的下跌，又使得一部分高价进场者损失惨痛，有人估算，刚刚形成雏形的中等收入群体，因此消失60%以上。这一估算是可信的。中等收入群体缩水，与股市的低迷形成了恶性循环，是股市走不出低迷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缩水也意味着，如果房价下跌，很难有真正的需求能够支撑得了市场的抛压。

低收入者同样在股市的此轮惨烈下跌中受损，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低收入者的忧虑感进一步加重，这也是制约我国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说的民富中，为何只包括两大主体——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呢？因为，高收入者借助腐败的羽翼，在可以自己主导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是如鱼得水的。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暴富，进一步挤压了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社会公平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利的。

因此，中国股市要想走出低谷，中国经济要想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必须走民富路线。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民众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国民有钱消费。

在内需委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经济才能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做好三点：

首先就应该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支撑庞大的基建项目，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这有可能加剧企业的衰亡。

其次，要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资金，切忌在经济危机时逆势而行，对公务员实行加薪措施。另外，要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要解决目前严重的就业不公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大面积失业现象，与就业岗位的不公平竞争密切相关，如果不能让最优秀的人才通过竞争找到合适的位置，就会使庸人在岗、庸人当政的现场日益突出，不仅会抑制内需（大学生是旺盛的消费群体），还会加剧社会不公和贫富对立——权贵子女与贫穷家庭子女的代代传递使得贫富对立进一步延续与恶化。

其三，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