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撰稿人：苏琦

农地流转并不是一个含义特别确切的概念。它到底是指基本农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还是指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或是指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为城市用地，至今并无定论。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利益台阶上，免不了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因此，泛泛而谈农地流转的合法性与否及其途径，并无太多现实意义，甚至有隔靴搔痒之嫌。我们需要先找出哪一种形式的流转最令人向往，也最令人胆战心惊，方能找出我们对农地流转心存畏惧的心理病根。

暧昧的农地流转

如果农地流转意味着农用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则不待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确认，各地早已风行多年，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后，我国粮食产量能大体维系不坠的现象。农民抛在身后的土地，除了一部分由留守的老幼妇孺勉力维持外，其余大多通过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租给种粮大户。

事实上，就连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虽然尚未被公开在中央层面“除罪”，也早已在广东、江浙等地推进多年，否则便难以言明那些鳞次栉比、在金融风暴前几乎彻夜通明的工厂区的来历。此流转中，有多少建设用地来自农地，这些农地如何变更了性质，都是一本“糊涂账”。当然，对于这本在更高层级政府和外人眼中的“糊涂账”，当地基层政权组织、村民和前来租地办厂的工厂主等利益相关方都心知肚明。

只要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工厂主有钱可赚，且能为村民提供持续不断的租金收入，大家便皆大欢喜。在更理想的情形下，甚至能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还可通过为工厂的农民工提供出租房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至于其他相关服务业更不在话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间的村镇繁荣兴旺，没有北方城市间那些萧条的小村镇所呈现出的“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落寞景象。

无论农地被改变性质，还是被集中起来对外出租，农民都不觉得自己那数十年不变的承包经营权被侵犯了。

至少近年来，在农村土地问题引发的纠纷中，因土地流转产生的纷扰不在其列，除非村集体明目张胆的谋私利，且损害了村民利益。因为农民很清楚这笔账的算法：耕种土地几十年的收成，比不上改变用途后几年的租金分红及相关收益。

当然，一旦遇到急景凋年，如当下的金融危机，故事的写法便可能会急转直下。工厂主可能会不辞而别，为期20年的租约也可能中途废止，已变成工厂用地的土地很难再被用来耕种打粮……最要命的是，这种被工厂主恶意逃废的合同显然无法去申请“依法保护”，因为这种行径本身就是违法的。

即便如此，农民仍觉得，与其让自己的土地被合法地以青苗补偿形式国有化，不如将自己的承包经营权拱手出让，主动与自己名义上的东家联手将之再集体化。即便始乱终弃，这过程中谋取的利益要比青苗补偿高很多倍。

至此，农地流转的暧昧与尴尬尽显无遗。土地承包权流转已被扶正，但乡民从未甘之如饴，谷贱伤农也罢，生产物资价格上涨过快也罢，总之种地现在就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事，规模化种地也是如此；而乡民甘之如饴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则处于妾身身份未明的暧昧与尴尬之中；至于利润最丰厚、乡民最向往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为城市用地，则最为有关部门和三农学者忌讳。这些人打着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旗帜，此前却令农民、村集体和购房者三赢的小产权房被禁，展现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农地流转，及人们“畏惧”此种农地流转的居心。

当然，考虑到这一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不妨先就反农地流转派举出的几个理由——抑或恐惧的病灶——进行一番论证，其中最能令农地流转派背负道德原罪的，莫过于粮食安全问题和土地会兼并及其后的流民问题。

若这两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就会使其成为反农地流转派的致命利器。然而，其之所以最具杀伤力，并非因为它的前瞻性，而恰恰因为它是向后看的——借勾起中国人心中最谈虎色变的大饥荒与流民起义的恐怖历史记忆，试图阻止人们发挥在变革中克服历史顽疾的能动性。

粮食安全的迷思

在那些认为农地流转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的人们心中，有两个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其一，农民人数减少会导致粮食减产；其二，土地流转导致的基本农田减少，会直接导致粮食减产。

认为有必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农民，从而维持工、农业的相对“平衡”，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的思维，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曾出现过。这种被哈耶克称为“战时体制思维”的农业政策导向，后来被工业化国家纷纷摈弃。

科技的进步、国际粮食市场的建立和交通方式的进步带来了物流业的勃兴，令粮食这个可再生物的易得性大大提高。此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是粮食短缺问题，而是人均粮食消耗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需求无弹性。

在此情形下，若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不减，就会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的风险。因此，减少农民数量，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要求，也是农业部门自身的迫切需求。

现代社会中，认为粮食产量与种地人数多寡有关，在经济学意义上已是笑谈。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人数一路减少，粮食产量大幅上升后稳定维系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为明证。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的长期现实，不断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至于土地流转导致基本农田减少与粮食减产的问题，情形相对复杂一些。毋庸置疑，土地流转肯定会导致基本农田减少，但除了这点能确认，其余的相关问题都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农田总量减少到什么程度，便不会再被农田单产的提高所对冲？土地红线是由此而确定的吗？除了田亩数目和单产的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诸如流通体系的顺畅程度、农民种粮积极性、国际市场粮食供应等诸多变量？在红线之内，那些因农民无种粮积极性而导致的抛荒，是否该被扣除？

再如，如果真的放开土地流转，会导致农地面积急剧缩减吗？难道会出现“省省广深珠，处处苏锡常”的景象吗？如果我国有着这样被压抑的城市化动力，为何内需如此疲弱，在中央地方多番利好政策刺激下依然不举？

事实上，导致农业用地减少的原因不仅仅是工业和城市用地的增加，各地政府为政绩搞的“面子工程”，更是侵占基本农田的罪魁祸首。而他们之所以轻易得手，恰是因为正常的土地流转市场匮乏。

一个没有公开交易的场所，没有市场定价机制，交易过程及结果不透明的土地转手过程，不能土地流转，而只能被视为官家对百姓的强取豪夺。也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守住这样那样的红线谈何容易，而为落实这样的目标，有关部门只能依靠反腐战役中功能发挥尽至的功能性框架，其成效如何，不问已知。

最令反农地流转派郁闷的是，在农地流转最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农业人口与农业用地双减少，居然成为中国最不担心粮食问题的地区，那里居然还成为中国粮食走私出口的漏斗，而没有出现就地抢粮的局面。

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终于一举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面。不仅不必依赖所在区域的粮食收成，还敢对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粮食说“不”，比如他们认为东北的粮食长途奔袭，运输成本太高，因而导致价格不合适。相比之下，他们宁愿从海路购买越南、泰国的大米。

这一进口大米的路线，还是清朝康熙年间开辟的。由此可见，我国便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满足自己所需。顺便可以提出的是，此后成为常态的大米贸易并未因鸦片战争而中断，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饥荒，也没有一次是因为国际粮食禁运所致。

土地兼并的历史、想象与现实

反农地流转派的另一个利器便是，流转导致的土地兼并及之后必定会出现的流民现象。暂且不论以主要靠农业解决就业的旧时代政经框架，来分析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是否妥当，这一论断本身是否站得住脚也是大可推敲的。

其主要历史依据曾被认为属于主流学派的历史描述：中国治乱循环的主要枢纽就是土地兼并，一朝立朝之初，土地所有权相对均衡，之后不断被兼并，无地农民不堪日益窘迫，起而反抗，从而启动另一轮循环。

然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个自井田制被废除后，便被人口口相传的历史景象究竟有几分是真实？有几分是想象？近年来海内外经济史学家合力考证发现，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到王朝后期农地不断被兼并，可能经不起推敲。

封建社会前期，地多人少，如汉末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所言：“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此时土地兼并没有必要。而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地少人多的矛盾逐渐发酵，土地成为稀缺品，此时“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

而那些确实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兼并，与其说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不如说是特例，因而反复为人引用。其发生缘由并非因为土地私有制，而要么是皇亲国戚凭借政治赐予所得，要么是地方豪强接纳那些不堪过高税赋而带产投靠的小民所致，总之都不是因为市场化购买形成的较大规模的兼并。

无论是中国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还是由于商业资本对土地的竞逐而形成的土地卖方市场，都从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土地不断兼并的驱动力。

而且那些没有产权的佃户，也并非都如想象中的悲惨度日。其所拥有的佃权也就是“田皮权”，在某种意义上是永久的，至少不低于“田骨权”，地主在买下新土地时，必须将原土地上的佃户一并接收过来，否则将被官家追究。

而可被继承、质押、买卖的“田皮权”才是货真价实的永佃权，在一些区域的土地市场上，其价格与真正的产权“田骨权”同价，比现在的承包经营权实惠得多。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只要人们平心静气进行仔细考证和推敲，反农地流转派借助历史恐怖主义来阻碍农地改革推进的诉求便不会实现。克服恐惧的阻力就是恐惧自身，人们克服了粮食安全和无地流民问题的历史恐惧之后，就可以深入剖析妨碍土地流转的利益性阻力到底来自何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