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广东省检察院日前出台的关于帮助企业解困的“十条意见”，近日成为舆论热议的题材。目前的争议焦点多集中于，在此市道不景之际对企业家主动“网开一面”，是否意味着对其他群体不公。而 “十条意见”中关于司法改革方向的有益探求，则渐有被淹没之虞。

广东省检察院在其“十条意见”中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这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以及“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本是值得称道之举。对于习惯了 “从重、从快、从严”办案风格的司法界人士和普通民众来说，此举既契合和谐社会之精神，又符合2009年“不折腾”的大政方针，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而广东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对此意见所做出的解释中又指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证企业正常运营，力求保障经济稳定。有法律界人士就此评论说，司法机关此举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降低执法可能带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这样的说法凸现了司法界的审时度势，不再拘泥于陈规旧例，不再以“严刑峻法”为能事，颇可被视为对“不审时，则宽严皆误”的真切体悟。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种种显见的务实和进步取向，广东省检察院的举动并没有迎来利好舆情，相反却遭逢诸多不理解、不信任的情绪，甚至出现了认为此举乃 “官商勾结已公然延伸至司法界”的苛评。

通过细察情绪化言辞背后的逻辑便不难发现，人们并非对意见中所体现出的司法灵活性有太多的不满，抱定全社会都应 “跟企业家有仇”心态的人更从来都不是大多数，人们的情绪性判断所发泄的，其实是对司法“柔性处理”的受惠方过于窄化的不满。诸如 “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这样的字眼，无不在加强这种窄化的感觉。

其实，广东省检察院的“意见”，如果不是加上了一个 “企业”的帽子，完全可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一：比如轻罪的非刑事化处理；比如一般犯罪在不影响刑事诉讼的前提下，嫌疑人一般应被允准通过交保等程序而免于诉前羁押——毋庸讳言，这在中国尤其必要，这对于保障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防止刑讯逼供，防止侦查机关为 “办成铁案”而滥用羁押权，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而加上个“企业”的帽子，这样一窄化，就不能不让普通民众有一种被区隔的感觉，似乎能否被司法“温柔对待”有一个物质量化的标准：你是否是一个企业的重要关键人士，你的企业是否雇用了大量员工，等等。更有甚者，有时这种标准似乎竟可以是逆向的，不是因为你的贡献大，而是你的不当行为——比如负债规模——所牵连的人与事的规模太大，toobigtofail（太大了不能垮），因此必须被“善待”，否则一旦引起企业垮台，就会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等严重后果。这很难不让人们意绪难平。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种种不足，亦不应将广东省检察院的有心于改革的举措一概否定。相反，其所体现的司法过程要有柔性和灵活性的取向必须加以肯定和鼓励。只不过我们更期待的是司法改革应摆脱应急型和特惠型模式，尽快走向普惠化和常态化。而能够普惠于公众的那些改革，在公平与公正之外，也将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阶层和谐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对在此急景凋年之际理应施以更多扶助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也将更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