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 30 年，的确非常值得中国人自豪，因为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今年适逢共和国成立60 周年，这段激动人心的当代史，成为许多学者专家宏大叙事的不二主题，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体现这一轮中国崛起道路的空前绝后。
对此我一直不太以为然，因为多数看似清晰的历史撰述，不过是一些资料整理的笨功夫，还谈不上有多少发人深思的历史总结。与其模糊而粗线条地例行公事，还不如究其几点，见微知著，从个体世界的探索与变迁中，探寻这个时代的发展。
这正是我看到王春元的《转身》时，感到对味儿的地方。他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野心，并不指望占据主体叙事的中心舞台，而只是试图记录在他这代人成长和成熟的年代，这个国家那些不应当被忽视的典型个体，特别是他们的灵魂自由与人生解放之路。
严格地说，这其实是一部命题作文的电视专题片副产品。那些更具象的内容，已经通过对话和采访，形成了北京电视台改革开放 30年献礼作品之一。
作为制片人的王春元，却难得地保持了文学青壮年的惯性。他不是简单将电视片内容转化为图片和文字出版，而是加入了自己的主观视角和个人评论，把电视片重新解构、再行叙述，其台前幕后的鲜为人知，其时代亲历的个性感慨，跃然纸上，独具风味。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30年说短不短，说长也很长。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清晰记得，30年前整个中国开始的转身，曾经多么艰难，而当初的艰难，在30 年后看来，又是多么不值一提。
这不是历史的健忘，而是时代的进步，是今人和后人可以继承和享受的自由。
对于这种自由的理解，在王春元看来，最深刻的是曾经的当红作家、现在的西北影视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张贤亮。张贤亮在2008年3月20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文中说：“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其规模、其数量、涉及的范围、解放的彻底性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解放。”
显然，这深入骨髓的见解，其背后隐含的思想交锋和制度变迁，曾经让整整两代中国人四散分离，其中的焦点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所有制形式上多元化？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对此的思考和回答，其实非常明确。他曾说过，“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所有制”，他还说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求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和所有人都有产”。
然而，伟大导师的如此解释，却在新中国建立后近30年时间里，被多数人和制度设计者所忽视。近乎教条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人思想与人身自由最大的束缚。这种人人所有、却无法落实到每个人的大公有制，不仅没有保护亿万中国人，反而陷入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与相互践踏之中。
那些已经因此死去的人们，当然无法看到今日中国的巨变。但即使是如今看起来颇为得意的各界名流，大多有过类似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历。比如大寨的当家人郭凤莲，北京知名富豪李晓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以及因文而名的张贤亮。
好在他们终究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国家开始历史性转身的同时，在各自领域里把握住了成就自己的转身契机，书写了自己人生的新一页，更让旁观者因此充满梦想。
梦想多源自灵魂深处，实现梦想才动人心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受到灵魂自由的呼吸，就走向了自我解放的大路，爆发式增长就此势不可挡。
仍然是时势造英雄
无可否认，最近30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成就和突破集中于经济领域。这是符合常识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如货币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主张：“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同时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已经在过去30年里实现了经济自由。事实上，直到今天，经济自由在中国仍然是非常让人神往的中长期目标。中国近30年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突破，不过是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开始回归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常识。
因此，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考，才会在过去30年里不断引起许多中国人共鸣：“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人民才能普遍地享有人权和尊严。”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全体人民都有”，绝不是指中国曾长期实行的公有制，而是要具体到每个人所有的具体权益，特别是比较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和股份制。
这些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产权保护，如果说在柳传志那里不得不有所掩饰，并用颇为高超的政治艺术暗渡陈仓的话，在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101生发精发明人赵章光、股市散户杨百万、民企汽车狂人李书福和互联网幸运儿张朝阳等人眼里，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我们对于商品、财产权的认识突破了传统思维，商业价值观从人的根本需求出发，让人获得基本权利”，他们当然也就成为中国转身过程中的财富分享者。
在王春元看来，这些人的经历中虽然有不少个人聪明之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漂亮的个人转身顺乎了时代潮流，仍然还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写历史。
如今的中国，已基本完成了从公有制向多元所有制的最初过渡，后来者也许已难复制那些转身者的成功。但更重要的，已不是具体财富数字的积累，而是30年来形成惯性的人的解放，它始于思想交锋和灵魂自由，成于产权明确和市场竞争，且将围绕此螺旋上升，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是我们这一代人获得更大解放的机遇所在。
（作者为《投资者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