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各国现代化史，不难发现，土地资本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个问题解决得是好是坏，决定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顺畅程度。

当然，这个好坏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整体效率的提升，及由此带来的全社会普惠式发展，从历史时段看，可视作一个好案例，但这对于经济转型代价的承受者，则肯定是坏的进展。他们所受的流离苦楚，足以使当时的世界成为悲惨世界，而这又成为后世学人反对土地资本化的凌厉武器。

反过来说，一个当时看来其乐陶陶的小农社会，从长时段来看，也可能对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构成致命的阻滞，祖辈的因循守旧所蓄积的种种结构性矛盾，其代价无可避免地要由后世子孙承担，而且往往不止一代人。

所以，所谓好与坏，不仅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还牵涉到历史时段。

令情形变得复杂的还有各国不同的历史传承，各异的人口和地理状况，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力量独特的博弈轨迹，以及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误读等。

别人的衣服永远不会合身，但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历史大势的时候少一些恐惧和迷茫，进而根据他人的经验检讨自己的进退得失。

英国圈地运动不只为了羊毛

在我们习见的官方版本教科书中，英国的圈地运动被这样描述：一小撮地主为了羊毛的暴利，而强行驱离土地原有的合法占有者的一场暴力运动。其间还充满了与城里工厂主合谋的气息，好像这些失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为那些敞开大门的老板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劳动力。

甄别这其间有多少历史被简化和误读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提供不一样的版本，庶几可以让历史真相在不同版本的参差互见中接近真实。

圈地运动从来不仅仅是为了羊毛。16世纪的欧洲，除了毛纺织业的发展，还出现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英国农业很快与市场挂钩，谷物大量出口欧洲。

为牟取丰厚利润，英国地主阶级纷纷扩大经营规模，其途径就是收回原来出租给小户佃农的土地，或圈占公有土地，而后自己经营，或租佃给经营规模较大的农场主。这促进了新型农业单位的成长，农牧业改良成为可能，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农业逐步实现了商品化的集约经营，大幅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

这反过来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强了收入较低人群的购买力，使人们可以拿着在食品上节省的钱去购买其他消费品，从而为工业制成品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此外，农业发展对农业机械的需求，给采矿、冶炼、制造等工业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农业的商品化也增大了农业利润，地主和农场主在加大农业投入的同时，将增加的货币收入大量投向工商业和运输业，从而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

圈地运动无疑造成小农户的流离失所，但他们不仅不是被羊吃掉的，更不是因为地主和工厂主的合谋所致。

在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农后工的递进色彩非常明显，土地资本化在使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之后，又通过自身对工业的促进作用，吸纳了大批这样的劳动力。但很长一段时间，史家过分注重圈地运动的负面效应，而对其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却视而不见。

而正是引起争议的圈地运动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散乱僵局，使英国走出了历史的三峡，农业、工业走上反复互动、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

法国人“用自己杯子”的后果

与厌恶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青睐有加，他们断言法国大革命一举摧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桎梏，从而为法国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果真如此吗？

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贵族想拷贝英国的圈地经验，从小租佃者手中收回土地，搞规模经营。为此，他们雇用了一批古文专家，在故纸堆里发掘记载着领主与农民契约关系的古老羊皮文件，以便确立回收土地的合法性。这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1789年夏，当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时，农民便率先发起革命，夺取城堡，烧毁有关土地的法律文件。

为了安抚农民，国民议会被迫颁布了八月法令，规定农民获得全部人身自由，地租也要通过赎买废除，原来的租佃农一举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小农所有制的基础就此奠立。

之后的雅各宾派面对内部暴乱与外敌入侵，为发动农民保卫革命，采取了更激进的土地政策，把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和宣布为国有资产的国王和教会的土地分成小块，低价出售给农民，同时把村社公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进一步加强了小农所有制。

而《拿破仑法典》又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权，“革命立法加强农民个人主义的倾向，加强农民占有土地的顽强决心”。

农民成为小块土地主人初期，生产积极性很高，也提高了农业产量，但这种生产的增长是靠投入大量劳动力取得的。因此增长有限，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束缚了大量劳动力。农民们倾向死守自己的小块土地，信奉“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的小生产者哲学。这种对个人独立劳动的偏好，滋生了对大企业的仇恨。大工厂主、大农场主、大银行家都被视为平等的死敌，从而严重阻碍了大规模生产手段与大企业在法国的发展。

总之，小农所有制成为农民长期贫困和农业落后的根源，严重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化，使法国的现代化长期滞后于英国，后来又被德国赶超。法国史学家称，大革命和帝国的经济后果是一场民族灾难。

美国：从《占地法》到《宅地法》

与英国的圈地和法国的小地块化有所不同，美国的土地资本化经历了从非法占有，到事后除罪的确权路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全国土地市场的统一，使美国人的资产可以互换，从而促进市场的扩大和资本的创立，进而迎来了内战后工商业的爆炸性增长。

美国的领土除了原来的殖民地，有的是从印第安人手里抢过来的，有的是从别的国家通过战争或购买获得的。这些地方的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确立，把属于联邦政府和特权阶级的遥远而泛泛的所有权，置换为明晰的、可交易的所有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对于习惯了小块土地的欧洲人来说，美国太大了，而且这块巨大的土地还在不断的增长。非法占有土地，具有挡不住的诱惑。

此外，不合时宜的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非法占有的浪潮——不合法的居民们发现，正规的所有权非常繁琐、复杂，“土地署太远，要办的事务非常令人困惑，程序也很拖沓”。当然，价格也比较昂贵，“联邦土地的潜在购买者必须拥有至少640美元——根据当时的标准，这个数目非常大”，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因此望而却步，情愿选择不稳定的非法定居，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非法所有权制度：“斧头权”、“玉米权”、“小屋权”，就是在田地的树上，用斧头刻上姓名的缩写作为记号，或通过种上一棵玉米、建起一座小屋界定自己的权利。

别小看这些简陋的“产权证”，它们就像当局颁发的正式所有权文件一样，可以进行买卖和转让。那些希望在自己喜欢的土地上居住的人，会从做这些记号的人手中买下这些权利，而不是和他争吵。

面对非法移民，政治家们的本能反应是将他们赶走。但这样一来，就要冒暴力冲突的风险，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付出心血经营、但基本处于蛮荒状态的土地上的非法移民，还有为数众多从非法移民手中购买了土地的后来者。

此外，政治家们在该问题上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1801年，美国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不合法居民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克服困难，在某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开垦并提高了土地的价值。因此，他们不仅增加了各自定居的土地价值，而且提高了附近土地的价值，这极大地有利于美国”。

因此，18世纪后10年，包括肯塔基在内的一些州，为新生的美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占地法》——根据权利申请人对土地的增值情况，承认对土地的所有权。当然，从《占地法》到1862年的《宅地法》，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其间不乏反复。比如在1823年，美国联邦法院曾在一个案例中判肯塔基州的《宅地法》违宪，不过后者对此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越来越多的州通过了《占地法》或类似法案，直至汇聚成1862年的高潮——《宅地法》：代表了拥护自由的土地分配政策的人的最后胜利，因为它使移民只要同意在土地上定居和发展，就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土地。

然而回头看去，《宅地法》的意义更在于，按陈旧法律的标准，将属于不合法的产权协定纳入合法的法律过程。而一个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不和现实中运行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不接纳大多数人关于资产的貌似不合法的权利，从而无法使资产可互换，或无法使资产的所有人对一个更大的市场负起责任，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美国土地资本化的历史再次证明，社会需要赋予所有法律制度活力的本质内容。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似乎很难从他人的历史中找到合适的镜鉴，但可以总结如下经验：

一、从历史长时段算总账，不要过分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当然，在所谓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中，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尽量稳妥从事，并做好社会安全网，保障转型期失意者的基本利益，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否有利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如果公平的土地制度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阻碍，从长期看，必将导致均贫的效果，这样的公平，说到底是一种伪公平。

三、受益者是不合法的大多数，还是合法的权势阶层。小产权遭遇封杀，而双放弃（放弃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则可以换社保和居民身份，如此的土地资本化路径，究竟哪个更不合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