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撰稿人：英国《经济学人》专论

目前，很少再有人会怀疑世界经济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危急的时刻。金融市场紊乱、财富缩水、失业率高企和肆意的恐惧犹如一枚能够不断自我加强的致命炮弹，给企业和消费者以重击。

为阻止经济的下滑，各国政府正组织反击，活动之积极在战后以来实为罕见。也许某些国家的官方评估数据会高估其可能采取的财政刺激规模，不过即使调整后，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回应也仍然十分有力。

所需资金庞大

据统计，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所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平均占到GDP的3.6%——尽管这些刺激计划分散于好几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各国将施行减税以及政府支出将达到全球GDP总和的1.5%。

除了产出下滑引起的税收减少以外，资产价格下跌，同时失业救济花费也逐渐攀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发达国家加总起来的财政赤字将从2007年不足GDP的2%上升至7%。到今年年底，发达国家国债总量（占GDP的比重）将比2年前高出15至20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国家则没有那么大规模的赤字，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一般要小些，另一方面则是它们的银行业状况没那么糟。但是，这些国家也将迅速从2007年的预算盈余转变为占到GDP3%的预算赤字。总的说来，公共财政债务也在以二战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

然而，另外一些市场变化的不定性也迅速显现出来。国债的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价格上涨非常迅猛，表明投资者认为其违约风险在增大。在发达国家世界，比如希腊及意大利，这些已经负债国家的风险溢价在大幅增加。1月中旬，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见证了20年来最大的涨幅，这也表明投资者对美国政府的现金需求开始出现怀疑情绪。

这些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债券将如何获得融资的不确定。但是人们真正的担忧是最终的资金需求数量将比目前数据显示要大许多。

减税和支出并举

向银行注资的政治成本以及注资涉及的巨大金额将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不太愿意花这么多。然而，历史表明不能迅速修复破坏了的金融体系则意味着更长期的衰退；同时，（注资不足）所带来的财政激励也不会那么大。

注资不足的错误可能会带来庞大的财政成本。马里兰大学的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Ken Rogoff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发生在战后的大型银行业危机平均带来了占GDP 80%以上公共债务。多数的国债发行并非源自于金融救助，而是来自于长期的衰退以及随后用以应对衰退所采取的财政扩张。即使在今年，发达国家赤字的恶化，一半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萎靡。

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财政刺激还是能够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不过很大程度上，这种支持取决于财政激励计划结构的好坏。所有的大经济体都将采取一些减税措施，尤其是针对个人环节（只有极少数的，包括加拿大和俄罗斯，计划裁减公司税）。但是全球财政刺激的焦点在于支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

当企业及消费者处于不确定的状况时，政府支出是拉动需求的更可靠方式，毕竟消费者和企业可能会把钱存起来。

但是，全球经济下滑规模之大意味着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乘数效应可能并不会有那么显著的效果。这则表明，采取一个宽泛的战略——既包括减税，又包括政府支出——才是审慎之举。

不过，财政刺激计划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有欠妥之虞。美国超过8000亿美元的财政激励计划，从绝对数量上看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而从相对数上看，也是规模最大国家之一。不幸的是，有些发达的债权国家，比如德国，激励规模则远没有这么大。

在新兴经济中，中国的大胆举措是值得称赞的，同时，新兴国家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也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但是一些国家的筹资能力将受到投资者远离风险的限制和发达国家大量发行国债的限制。国际金融协会的最新预测，今年流向新兴经济国家的私人资本预计只有1650亿美金，相比2007年下降了80%。

积极财政作用将更持久

如果政治家们在银行救助面前畏首畏尾，如果可以安全地提供财政刺激的国家没有足够注资，如果恐慌的投资者远离新兴市场，那么全球经济持续恢复的可能将机会渺茫。同时，这将会导致更大规模国债的发行。多年的持续下滑经济能够很轻易的使一个国家负债比率上升到GDP的30%或更多。

其实这并不一定会成为一种灾难，政府是能够在不违约和不造成高通胀的情况下摆脱债务负担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从爱尔兰到加拿大，高增长和审慎的财政措施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大幅的减少债务。

这次的不同在于，发达国家还需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因为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比起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来说也会大好几倍。目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尤为必要，不过其带来的影响也会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大，同时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