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苏茀

2009年2月17日

经济观察网编辑：

过去三十年里，政府以国家垄断资本的自然优势为基础，帮助私有资本及其背后的中产阶级孕育壮大，而这一新兴阶级在丰衣足食之后，势必为其日渐强烈的政治诉求寻求合理出口。

与其说是政治诉求，不如说是对变革的渴望。中产阶级多就职于经济周期高敏感的行业，经济繁荣时富足光鲜，而衰退时首当其冲，减薪、裁员，本就无休止的加班竟成了为保住工作的义务劳动，然而子女教育、父母赡养和退休保障，诸多顾虑为挺身而出维护自身权益，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再看中小企业，缺乏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机构的帮助引导，私有资本在经济周期中悲壮的自生自灭，且不说中小企业回馈本地社区的社会责任成为奢望，单对失业率的冲击，和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定都足以让人忧心忡忡。变革的动机产生于新兴阶层的崛起威胁到旧有权利的平衡，而革命的爆发则是因为不可抗的灾难导致弱势阶级不堪重负。因此，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对于失业率攀升导致社会动荡，加之实力更为雄厚的中产阶层的推波助澜，将摧毁改革开放经济成果的忧虑不无道理。说来真令人不寒而栗，导致这种可怕后果的现实因素中唯缺其一：希特勒式危言耸听的一呼百应。

马云、潘石屹等做为时代偶像的出现，说明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在中国已近尾声，重视“合作”的商业精神逐步确立，换句话说，社会在利用经济资源的效率方面日臻成熟。可当我们用完了所有的后发优势，需要求助于带给我们诸如阿里巴巴、淘宝等种种创新的私有资本和中产阶级时，我们将发现，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等意识形态基础设施的缺失与不完善，为“宽容”这一重要的创新催化剂套上了无情的枷锁，阻止了进一步创新。

宽容是对异端的容忍，甚至是对不合作的容忍，而这种豁达并不是讲究效率的实用主义所擅长的。而中产阶级需要的，则是一种以社会共识和社会体制的方式，鼓励他们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经济危机时需要裁减的“成本”，成为企业求生时必须作出的“牺牲”。

当这种宽容自我满足的社会体制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用户群的行业论坛成为哭墙，视一切主流意识形态为“雷人”的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进而演化成对浪漫遐想和梦想主义的嗤之以鼻。当中产阶级把创新睿智用在怎样绕过诸如网络审查这一类不宽容的社会规则之中，他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势必大打折扣。

如果政治诉求以牢骚满腹的形式得以宣泄，这一新兴阶层崛起引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反倒不如它导致的社会福利增速全面放缓的可能性来得大。委实悲哀。

然而奥巴马在中国引发的对信仰的短暂热议，证实了梦想主义生根发芽的沃土实则存在，新兴的阶级需要宪政、法治、道德和民生意识帮助他们自由而合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自由的去梦，去爱，去创新。

中产阶级的兴起不可逆转，与其等待冲突的爆发，或者创新动力耗尽，不如在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不得不行动之前，为和谐的社会演化铺设意识形态的基石，完善社会保障，合理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