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他曾经历过贫穷。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经历平淡无奇。19岁时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这让他可以离开江苏老家的农村，来到他从未接触过的城市，而且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28岁那年他又去了美国——那是1994年，杨致远和大卫·费罗在那一年创办了雅虎，吉姆·克拉克和马克·安德森创办了网景。和大部分在那期间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一样，他被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震撼了一下。

1995年初他回到中国。他错过了网景公司上市的盛况。成立18个月的网景，在尚未取得盈利的情况下登陆纳斯达克，而且股价飚升。随后就是5年的互联网黄金时期，大量公司成立，急急忙忙上市。直到1999年，他才开始了日后广为人知的成功创业。那一年他参与创办了携程旅行网。

接下来的经历让季琦成为一名财富明星。尽管同很多具备表演天赋的商业明星相比，他并非那么炫目，但是成功创办两家公司——携程和如家，并且将之送往纳斯达克的经历，让他成为最受投资人宠幸的创业家之一。当他离开如家开始创办新公司汉庭之后，一次会议上，一名风险投资者问他，什么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投资的机会。而另外一名投资了汉庭的风险投资家周树华则说，“我认识季琦七年，第一眼看他是个美女，现在再看就是仙女”。

他的新公司被寄予厚望。季琦和汉庭也没有辜负这种期望，2008年，汉庭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当年如家上市时的规模。但是他和他的投资人都没想到的是，此时资本之门已经因为金融危机关闭。

对于这个因速度和激情知名的创业者而言，外部环境的恶化让他必须放慢脚步。他开始学习如何慢下来。他反复重申外部环境恶化的益处，他说这会让投资人和自己都更有耐心，因而让公司的根基更加稳固。

在关于个人未来的话题上，他不止一次说过汉庭会是他终生的事业，与此同时他又用渴望的语气谈论着吉姆·克拉克——硅谷的连环创业家，曾经创办了三家上市公司，第四家公司MyCFO却不甚成功。所谓的新新事物的诱惑仍然存在。

吉姆·克拉克的另外一句话对媒体记者和它的读者都有警示作用。他曾用匪夷所思的语气对著名商业作家迈克尔·刘易斯说：“我真不敢相信，媒体怎么能指望一名商人对他们坦诚相告呢？”我们都必须学会鉴别。不过，作为一家媒体，我们仍然相信，在此时聆听季琦的谈话仍会让我们从中获益：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内，刚刚出现的企业家阶层在不断被公众舆论质疑；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又让他们经受着最直接的冲击。

一个被神化的阶层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你身处其中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是这三十年新崛起的一个阶层。

季琦：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阶层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阶层其实挺苦的。首先，的的确确我们离权力中心很远；第二，我觉得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影响力都偏小。有一次听一位教授讲，他说我们是中国的主人，我感觉挺吃惊，因为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真的像公仆一样，为消费者、为员工去勤奋地做事。

这个群体人数少，而且参差不齐。如果它是一个阶层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阶层相对其他阶层而言要更加多元化。有完全外企风格的企业家，有完全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也有从政府部门出来做生意的企业家。彼此差异很大，但是都不妨碍商业上的成功。所以这个阶层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妨碍形成统一东西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背景不一样？

季琦：两个原因，一是数量，中国所谓在做企业的人不少，真正能够称之为企业家的、能够有影响力的人很少。第二，企业家本身价值观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东西的原因中，价值观差异是最根本的。

经济观察报：在2008年，企业家里的很多正面形象也开始备受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季琦：首先我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但是人仍然需要一种寄托，甚至 “崇拜”这种类似宗教的感情，以产生依赖感。改革开放三十年慢慢形成了大家经济导向的思维，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是，在经济上成功的人就是英雄。比如马云，比如王石等。然后这种氛围又把企业家推到了不该有的高度。企业家被神化了，或者被宗教化了，接下来肯定就会出现反差。大家会觉得，原来你是这样的啊！但是我想，他们比平常的人不会差吧？

经济观察报：你指哪方面？

季琦：任何方面。比如王石的捐款风波，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捐款的。比如马云，今天我依然认为马云是目前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的代表。

经济观察报：插一句，你自己信什么？

季琦：我不信什么。除了伊斯兰教外，基督教、佛教我都研究过。我还到教堂里听祷告，听了半天还没把我感化。我也很想被一个信仰抓住，但到今天为止还没遇到。

经济观察报：回到刚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激烈的商业竞争会不会特别容易让人道德腐蚀？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乳业、搜索等问题。

季琦：说老实话，首先，我觉得，中国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被资本在后面推着，急功近利。本来这个企业正常成长的话，可能有十年时间成长会是最好的，现在很多公司两年到三年就要长好，长到上市，这是资本推的。

第二是消费者在推。从什么时候中国成了一个牛奶大国？中国从来不是，但中国有这么多消费者，购买力又这么强，市场这么大，中国一下子变成一个牛奶大国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容易迷失。我觉得绝不可能只有乳业和搜索两个行业是这样。很多企业被推到了一个不得不做的地步。我的观点是，在牛奶的事情上，除非有一个结构性调整，产量减少，否则接下来还会有其他事情。

企业家在其中的责任，我觉得后人自会有评价。另一个关键之处是政府的监管。

经济观察报：江南春讲过一句话很让人动容，在分众无线的事情爆发之后，他说他学会了以后要考虑商业模式的道德性。是不是这意味着之前大家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季琦：至少道德不是第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说企业家来说，他考虑的是企业如何向前发展。现在看来道德是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像我们做酒店产品，安全是第一考虑的，再便宜，安全有问题就没用了。

作为企业家来说，首先不能违法，然后不能违反整个社会的道德基准。之前很多发展速度很快的公司，你以为他们会考虑太多其他因素吗？不会的。他们考虑的是我的速度对股价有什么影响，他才不会管你什么道德问题。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难得到改善，因为推动和压迫商人的两个东西没有变。首先是资本的推力，接下来是市场和我们满足市场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它们都会给企业家形成压力。

“仙女”创业家

经济观察报：你对服务业的激情是怎么产生的？背后也是利益驱动吗？

季琦：我做三个企业的动机都在变化。首先是财富梦，想发财，我觉得可能对大部分企业家而言，钱还是保持一个长久激情的动力。然后可能你还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做下去可能做得很大。当时做如家，一进去我就很喜欢这个行业，很好玩，而且之前没有被整合过，空间很大。我觉得自己的很多想法，包括设计上的，都还没有充分施展，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激情。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你影响大吗？

季琦：如果说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最底线，是地板，那么到美国我看到了屋顶。去美国，至少知道了什么是顶，中国应该在底线和顶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我去美国的收获。

第二就是互联网技术，在美国见闻的互联网技术让我确实很震撼，这个细节我讲了很多遍，确实很震撼。因为我自己也是IT出身。后来最初的创业就是从互联网着手。

经济观察报：从开始创业到现在，你在商业上是怎么学习的呢？之前商业对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季琦：边干边学。第一是跟同事学，学管理，学旅游，包括我们早期做调研，一开始不懂，后来基本上都懂了。第二跟书本学，比如做酒店行业，我基本上把很多国家的所有关于酒店的书都找来了。另外就是书上也没有、自己的伙伴也没有经验可以给你的，你就得通过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做判断，自己应该怎么做。主要是这三个途径。

经济观察报：读商学院有用吗？

季琦：有用。同学之间学习很多。很多人都是抱着交流的想法来读书。太阳能我不懂，但是彭小峰跟我们是一个班的，跟彭小峰一聊，我就学到了很多。再比如何伯权会给我们讲怎么投资。他老跟我说别做的这么累，差不多就行了。

经济观察报：你会羡慕何伯权的那种状态吗？

季琦：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很好。巴菲特说他每天都跳着舞来上班，我现在感觉我跟他的境界是一样的，每天都很开心。我能改变很多事，我能知道很多事，我能看到自己的企业越来越好。我六点半就很高兴地醒来了，我以前跟你一样喜欢睡懒觉。

经济观察报：之前呢？

季琦：开始做商业时肯定有很多包袱，人挺焦虑的，很想成功，很想发财。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当时创业的人都这样，心里很焦虑，不太可能每天早上起来都很开心的傻笑。做如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做汉庭相对好一些，因为不会有人老是问你，你怎么还不把员工给裁掉？那时资本市场的压力比较大。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度过这个焦虑期的呢？

季琦：就像考试一样。高考的时候多焦虑啊，但也就这么过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快乐的时光。那时候我们四个人经常要聚一把，欢呼一下，吃一顿饭，或者出去晃一圈，苦中作乐，自己找点乐子。

经济观察报：未来你的公司要上市的话，那你不是还会面临同样的压力？

季琦：会比较少。我觉得我从事的行业比较好，酒店行业不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行业，实际上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它更需要耐力。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同样面临增长的压力吧？

季琦：实际上我们应该觉得宽慰。在过去的一到两年里，我们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连锁酒店，从没有一个酒店一年能做超过一百家连锁店。这样的速度从来没有。我们做到了。我们现在能做到，没有理由将来做不到。

第二，我要感谢我的投资人。投资人也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上不了市，所以他们反而沉住了气。几乎每个投资人见面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会说你太快了，不能着急，我们不急着赚钱，你要把企业做好，这就是我们投资人的目的。

经济观察报：在投资者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季琦：资本市场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但是可能像我这样的，投资者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我有好的信用记录。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季琦：我是一个挺普通的做企业的人，挺认真做事，对自己做的事特别有热情，特别有信心，还比较喜欢做事。

坏环境下的行业与公司

经济观察报：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你，这家公司你打算什么时候上市？你开始做这家公司时的计划是什么？

季琦：这个计划基本已经实现了。汉庭的业绩老早就超过了如家上市时的规模和成绩，资本市场已经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公司了，但是资本市场崩塌了，就没有可能了。这不在我的设计之中，我可以计划过程，但是我设计不了结果。

经济观察报：资本市场的崩塌，现在对你而言变成一个好事，让你变得沉静，让投资者也更有耐心。

季琦：这家公司我们才做了四年，这四年内，大部分时间在狂奔中度过，其实根基是非常不扎实的。如果没有这次危机，汉庭能做成一家市值十亿美金以上的公司，但是也非常危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系统和运营系统都没有根基，我们这个行业却是一个需要积极管理的行业。金融危机来了，我们没上成市，但给了我们调整的时间，让这棵树苗子去把根长好，对我们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过去的扩张还没有疯狂到不计后果的程度，我始终有一种危机感，我们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太猛了。我们还不是特别疯狂。所以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可能是整个行业里最好的。我们2008年的大部分时间，包括2009年的整体计划，都是要把这个企业做好做实。

每个公司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看待风暴的态度就不同。比如对上市公司来说，金融风暴不是件好事情，因为资本市场给它的压力很大。过小的公司，又会碰到生存问题。它们比我的压力大。

经济观察报：之前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环境？

季琦：碰到了，我做三个企业都碰到了。用“灾难”这个词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我做携程碰到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做如家碰到了“非典”，做汉庭碰到了这次金融危机。这次灾难我还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时候我觉得没事是不正常的，有事才正常。

当然，应该希望这些事还是不要发生。但发生了，作为企业就要去想，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这种时候还是很考验人的。包括这次危机，到今天我考虑的不是怎么应对这个危机，怎么活着，我考虑的是危机肯定要过去，危机过后，我们怎么在下一轮经济繁荣里能占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实际上过去也是这样的，危机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如家也是 “非典”之后牛起来的。

举个例子，互联网企业经过互联网泡沫大概死了90%以上，这个“死”也包括不发展。但是资金和人才呢？只能流到那些还活着的公司里去了。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什么地方？

季琦：客户和我的员工。我每看到一次客户的表扬就很高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能保持每一家店、每一时刻都做得这么好。

然后是我的同事和搭档。很多人跟我一起创立这家公司，想一起把企业做好。我们员工很多，2009年有1万多人。他们到我这儿来是想得到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好多人靠这个钱来养家。

经济观察报：客户、员工、投资者、社会等同公司相关的各方，你是如何排序的？

季琦：第一是我们的员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很多人把客户作为第一要素，而我把员工作为第一。第二是客户。第三是股东和投资者。再往下排的话，是利益相关者，我的业主、供应商、我们周围的居民等。第五位是社会。

把员工排在第一，是因为我们的所有服务都是由员工提供的。如果员工没有安全感、工作不愉快，他是没有可能给客户提供很好的服务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现在跟如家是竞争关系吗？

季琦：这个词应该用竞争伙伴，或者战略伙伴。在这个行业，市场好的时候竞争更激烈点，因为大家都在圈地，互相竞价。市场不好的时候，比如现在，没有竞争了，大家都趴着不动。

为什么说是伙伴？因为从市场来说，连锁酒店加起来也就是几千家店，供应量太小了。如家有三百多家，我们有两百家左右，这个市场加起来也就两千家，跟中国这么大的区域相比，供应实在有限。所以说竞争，感觉有点夸张。我非常不希望如家的股票跌。因为它是第一家上市的，如果如家出了问题，大家会说这个行业出了问题，有泡沫之类。

我做了两年商务酒店，商务比快捷赚钱，但是做商务在二线城市很累，一家店你要准备支撑它一年不赚钱。我于是就想，是不是要重新思考酒店的战略。2007年我和如家签订的非竞争条款也到期了，于是我重新杀回经济型酒店。我每次都是这样，拿风投钱的时候说的是一套，最后做的是另外一套，但是做得比说得好。

经济观察报：投资者没有意见？

季琦：因为我们做得好，他们也理解，这个市场一看就懂。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这个市场远没有饱和？

季琦：局部可能饱和，但总体而言这个市场远没有饱和。中国酒店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没有人去碰。就好像摩卡咖啡，大家碰的都是泡沫奶油那个地方，都是五星级、四星级高档酒店，低端市场没人碰，没有人去喝咖啡。如家、汉庭、包括七天，这几家这么几年的发展，我认为对市场需求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经济观察报：但是这个模式是不是很容易被人模仿？

季琦：这是一个通俗的智慧，通俗的智慧在商业世界是没有用途的。最成功的商业模型是什么？看上去最好做，实际上很难做。这是好的商业模型。很多人都能开一家咖啡馆，但是只有一家星巴克。有的商业模型巧妙得不得了，别人很难模仿，但这样一般不会做大。

酒店行业有几个壁垒。一个壁垒是资金。我们运气好，借了互联网的概念，没有资金我们走不到现在。第二是公司基本结构的竞争力。它跟我说的耐力有关，耐力的培养需要时间，这是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第三个壁垒我觉得是规模。要有一定的规模，才可能有一定的地位。我现在有几个亿的流水，当然有了抗风险能力。规模小的公司在危机前就会很难。投资者和银行看到你的现金流，也会觉得你的公司很稳定。

危机时最有价值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很多创业者很难完成从创业者到经理人的转变，因此成了职业创业者，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季琦：如果你说的是专业管理者，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我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或者说非常称职的专业管理者。做企业，管理这块我不是专家，但是其他同事比我强，这就是团队的作用。团队里最好有各种不同的人。

我认为创业上的经验和激情是我的优势，这个优势别人很难代替。为什么我要舍弃自己的优势，去做不是自己优势的事？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两者结合起来，一个非常有激情的、非常有创新力的创始人和一个专业的管理者，缺少一方企业都不会成功。

经济观察报：但是之前你说过很多次，汉庭是你要做一辈子的事。未来你的角色会是什么？——既然你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个专业管理者。

季琦：我会扮演这个企业需要我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虽然有些不擅长，但是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弥补。管理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比如大家觉得阿里巴巴就是马云在管理，这是错误的。企业越大，个人的作用一定要越淡化。虽然我现在为企业做很多抛头露面的工作，但是千万不要给将来的创业者造成一种感觉，企业是一个人做，这是一个会破灭的神话。

我现在在国外待一个月，公司什么事都没有，下次我试图在国外待三个月、四个月，我要看这对公司会有什么影响。人在国外思考的东西很抽象，这也是企业需要我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这才是我的责任。

经济观察报：你说汉庭是整个行业第一个感觉到危机、第一个采取措施的公司，你什么时候感觉到大环境变坏了？

季琦：2007年下半年。

经济观察报：征兆是什么？

季琦：征兆有几个，首先这个行业竞争太厉害了，租金高到难以持续，再高的话就不挣钱了。还有美国的次贷，当时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只是觉得可能会有影响。

经济观察报：过去的那两次危机，互联网泡沫、“非典”，教会你的东西是什么？

季琦：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要在所有人进入之前先进入，你要在所有人进入的时候找到新的希望和新的兴奋点。如果我们今天才来调整公司发展节奏，我们所有的精力已经全部在战场上消耗殆尽。你要把积蓄的所有力量，变成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时候买东西或者做事情是最便宜的。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呢？

季琦：现在去买一些便宜的资产是对的，但是比资产更重要的是这个企业本身。如果把公司比喻成大楼，现在打地基成本最低，除了看得见的实体之外，还要乘机去建构它的软实力，因为之前你可能忙着去扩张。危机过后，这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要去获取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危机时期最应做的，而不是大部分人所说的“现金为王”。如果四个月之前讲现金为王，我还会附和一下，现在还在做这种反应，我觉得不对。

经济观察报：你在商业上有没有自己的原则？

季琦：多赢与和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果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发展速度、自己的盈利，而没有考虑到顾客、员工的利益，最后就得还。

经济观察报：但它和速度是矛盾的吧？

季琦：速度体现投资者的意见。其他的，质量体现是消费者的意见。它需要平衡，否则跑得再快，最终还是会付出代价。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对公司的成长速度有依恋吗？

季琦：我们过去的成功确实是以快制胜。但公司变大的时候，就要考虑速度问题。这跟开车一个道理，车速快是以高排量为代价的。如果燃料不足，是不是就要考虑慢一些。